强化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策略

在我国,人民群众看病的主要场所就是公立医院,所以,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是充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切身利益的关键之所在,更是实现国泰民安的重中之重。文章就强化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策略进行了分析。     

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现状及投资前景

在卫生部等四部委制定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与此相对应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如改善医疗条件、引进技术、开展新的医疗服务项目等。     

公立医院公益性问题研究

近年来,公众之所以会对"公立医院是否具有公益性"产生疑问,是源于社会上对"公立医院收费使它们丧失了公益性"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又混淆了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应不应当收费和医疗费用最终应当由谁支付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文章在综合各种公益性概念并对公益性给出一个确切定义的基础上,分别梳理了目前国际上医疗费用筹措与医疗服务提供的几种主要方式,分析各自的优缺点,指出了增加公共医疗支付的必要性。文章最后提出,目前我国一些城市试行的"按病种付费"的体制,可望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进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营利性非公立医疗机构成本效益的困境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不断发生,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与健康需求的增长,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之 中,医疗保健管理人员和团队正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各种研究显示医疗保健系统成本不断增加。因此,“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已 成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激烈的外部环境中实现发展,精准的定位、专业的技术、医疗的安全及全方位的服务及全生命周期获 得的成本效益成为了医院发展的方向。本文以营利性非公立医疗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其成本控制管理存在的困境进行了探讨。     

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模型研究——以福建省三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为例

公立医院是政府的职能延伸和意志体现;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即是政府实现公益性的体现.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制度安排以保障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回归.首先,通过建立个人与保险关系分析模型和个人与医院关系分析模型,推理得出结论: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回归的首要条件是转变其逐利动机;在此基础上,需要有监管、医保、药品采购、医院内部管理体制等配套改革,才能有效保障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最后,结合福建省三明市对所属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实践,对以上模型及结论进行验证.     

财务预算在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形势下的发展对策

医疗卫生事业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新医改中提出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把公民的健康问题放在首位。而在公立医院公益性大回归的新形势下,公立医院要想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国家财政拨款的使用率。而财务预算则是医院财务管理的首要环节,新医改对预算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这也体现出预算工作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性。通过对公立医院财务预算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     

关于山西省公立医院公益性测度与评价调研报告

本次调研就太原市10所公立医院的经济效益、运行成本、管理体制、医疗水平、社会评价等几方面展开,调研方式以问卷调研、焦点访谈、座谈会形式进行。在实现公益性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公立医院存在片面追求效益忽视自身公益性的现象,公立医院存在低效率扩张医疗规模问题。政府要在人才培训、人才配置等有关方面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减轻公立医院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使之有更多的空间从事公益性工作。同时,制定一些限制性政策,约束公立医院放任自流的逐利行为。     

对实现欠发达县级公立医院公益性补偿机制的探讨

文章阐述县级公立医院应当承担的公益性职责,分析完善公立医院公益性补偿机制的重要意义,提出欠发达县级公立医院完善补偿机制的途径。     

营利性民办学校决策机构研究

营利性民办学校决策机构有理事会、董事会等多种形式,在学校经营管理领域享有完全决策权。对外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同国民办教育民促法》的权益保障优先级不同,公司权力机关和学校决策机构的差异集中体现在职权内容、人员组成及议事机制方面。对内而言,学校决策机构与举办者的权力来源不同,法律适用同样存在差异。基于此,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厘清决策机构职权定位,优化学校监督和退出机制,突出教育公益属性,实现决策机构规范、透明和民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实现国家教育事业有序发展贡献力量。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     

国民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的思考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质量提升阶段,中国的社会保护制度也面临着战略性的转型,即由补缺型保障模式转向适度普惠型保障模式,而这种转型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都已具备。适度普惠型保障是全民性的福利改善,现阶段应实现低保制度由生存保障上升为发展保障,社会保险由体制性保险扩展为国民保险,社会福利由特殊群体福利转变为公共福利,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台湾公益彩券盈余配额公平性之探讨

本研究收集台湾省2007年1月至2009年5月公益彩券营业报告数据,运用Excel软件内键函数追行统计分析,研究主轴是要探讨各县市获得彩券盈余补助款的公平性．研究结果发现各县市民聚“购买彩券总金额”与“分得盈余补助总金额”两者仅部分相关,但是民泉“平均购买彩券金额”与“平均获得盈余补助金额”两者呈现不相关,换言之多购买彩券县市的民众未必能多获得补助款,彩券计算公式权数不公允,致使同为台湾省国民却有不同之公益补助款。公益补助款关系着地方民众生活质量,以租税公平角度而言,享有基本额度补助款是每位国民都可提出的正当要求,但依据本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差距颇大,其中以彰化县民众最为吃亏,综合研究结果,本研究建议公益彩券计算公式有必要进一步修正与改追。     

新医改形势下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与奖金激励机制探讨

深入开展公立医院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建立以医德医风、技术能力和工作业绩为主要评价标准的综合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工作量和医疗质量的考核权重,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从根本上切断科室收入与奖金分配的关系,更加关注综合目标,关注医疗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避免单纯的经济取向,提高临床一线医护人员的奖金待遇水平。     

关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其中心环节就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构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个空间立体模型,主要包括公共财政支出的框架和框架里的内容。公共财政支出框架主要是指横向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纵向的财政支出规模;框架里的内容则主要是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数字图书馆环境下著作权制度的思考

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给著作权制度带来很多新问题。从数字图书馆的主体性质入手,分析了如何运用著作权制度来更好促进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著作权制度改革的一些建议。     

东亚消费风险分担的度量及潜在福利分析

文章利用1970-2004年的相关数据,度量了东亚13个经济体的消费风险分担的程度以及东亚地区在实现完全风险分担后带来的潜在福利收益.实证结果表明:东亚区域资本市场在平滑GDP冲击方面的作用非常小,对区域借贷市场虽有一定的作用,但较为有限,这说明东亚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还相当低;相比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东亚各经济体风险分担的福利收益是比较高的.     

Public enterprises,planning and policy adoption: three welfare propositions

Despite widespread privatizations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public enterprises, as production units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are still present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sectors. While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debate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is vast, a focus on the rationale for public enterpris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cial Cost Benefit Analysis, is missing. This paper aims at filling this gap and provides a normative discussion on public enterprises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sett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ublic provision may be beneficial and the metrics for evaluating polices and project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non)benevolent governments are presented in three welfare propositions. The main policy message points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s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for socially desirable public enterprises. A sou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vides policy-makers with the correct incentive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meaningful policies even if public administrators adopt sub-optimal plans.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train self-interested policy-makers from disrupting the key welfare signals for policy adoption as well as for project appraisal, while bias in management is a relatively less important conc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