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转居民生活幸福的地方政府责任分析——基于哈尔滨市松北区的调研

村转居是城市化的一种通常表现形式。在村转居过程中诞生的城市新居民正逐渐告别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尝试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城市发展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人民生活幸福与否同样是地方政府政绩优劣的首要衡量尺度。成功的城市发展将增进人们的幸福,生活幸福又是人自我实现的基本前提。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是地方政府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也是未来城市发展建设的基本指南。     

对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思考与对策——以福建宁德为例

通过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和幸福感抽样调查,对如何度量宁德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研究和探讨,提出提升宁德居民幸福指数的对策及建议。     

旅游地居民:不可忽视的目的地营销力量

泛旅游时代的到来使得本地居民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本地居民作为旅游地营销主体的认同,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环境下本地居民在旅游地中的作用以及对旅游地营销的影响。对于如何发挥旅游地居民营销作用的问题,认为提高居民地方依恋、争取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以及将居民作为旅游地营销的对象是发挥居民旅游营销作用的基本思路。而将居民幸福指数纳入评价当地旅游发展的指标体系、成立保障和促进社区参与的地方组织、重视并开发本地市场、发挥居民传播目的地信息的作用以及积极开展居民旅游志愿服务是发挥旅游地居民营销作用的策略。     

福州市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建构

居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受重视.既有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表明,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构建的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很难达成统一的标准.基于综合评价法的福州市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普遍性、针对性原则,囊括了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社会状况、健康状况、环境条件、文化状况等客观指标及20项主观指标.     

生态旅游村居民幸福指数测评——以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凤雏村为例

尝试用"幸福指数"这一新的理论研究国内正在发展中的生态旅游,构建了详细的社区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通过满意度信息的收集方式和样本量作为确定依据,提出了计算社区居民满意度的方法。同时选择对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生态旅游村凤雏村社区居民进行幸福指数测评,统计计算出该区居民的幸福指数,验证了引入的幸福指数这一新概念可以解决衡量社区居民获得的利益,生活是否幸福这一课题。通过分析其结果还可以为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或指导。     

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的准确测度——兼议提升居民整体幸福水平之见解

幸福指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构建出一个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非常重要。结合相关理论对城镇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研究,以调查问卷和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幸福指数的4个层面,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为基础建立幸福指数的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以真实反映出人民生活幸福的高低,以利于政府制定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的政策措施。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效应要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社会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到幸福,而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会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差距。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建立健全居民社会资本网络系统。     

居民风险态度与社会保险参与:来自CHF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居民特征的异质性出发,系统地分析了两个问题: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居民风险态度对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从个体基本差异、资产、家庭规模、背景风险、安全因素、金融市场了解程度、幸福因素、流动性约束、地区因素、经济信息因素等方面对居民的风险态度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首次考察了安全因素、幸福因素和经济信息因素对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有安全防范意识、认为社会治安较好、幸福感较强、关注经济信息以及信息来源渠道较多的居民为风险偏好者的概率较大。风险偏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与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与失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而风险厌恶则有着相反的影响。     

略论中国儒家道德至上幸福观

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道德也就是为了维护幸福而逐渐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在解决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的关系中产生了各种有关幸福的理论,尤其是在当前的转型社会下,如何正确把握幸福就有着特殊的意义。分析儒家的道德幸福说,对在新形势下探讨道德的新内容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北京市居民安全感指数的编制

为反映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变革和发展给人们心理安全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北京市居民安全感状况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安全感指数。结果表明,北京市居民总体安全感一般偏上,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依然是影响人们安全感的首要因素,同时人们的经济条件、个人心理素质、政府保障和环境状况也是影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

“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分析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于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充足度的影响最大;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甘肃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及对策建议

甘肃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农村居民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三是农村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6年开始一直是处于下降状态。扩大甘肃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以财政支出为突破口,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新农村建设;二是尽快建立与健全农村物价监控体系;三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四是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农民增收,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     

中国居民教育消费基本问题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讨论了教育消费的涵义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了中国居民教育消费的现状及教育消费目前主要面临的四大问题:现有教育发展规模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教育消费需要;现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管理体制缺陷;居民现实支付能力不强。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应采取的相应政策。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使用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分析后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1）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财政透明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2）财政支出分权、民生类支出显著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其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抑制了两者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3）宏观税收负担率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幸福不同步的经济学分析

在评析幸福与经济发展关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低估了经济发展中的幸福含量,二是没有建立相应的经济学框架来解释经济发展与幸福增长的非同步性。于是,在对幸福进行界定和阐释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发展史的维度,具体分析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现象本身所蕴含的幸福含量,并得出持续增加的GDP中的幸福含量被低估的结论。既然GDP中的幸福含量并不低,那么肯定是有原因导致了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的不同步,应该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增加超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含量的增加。在拓展外部性概念的基础上,既建构了分析幸福不等于GDP的经济学框架,也具体分析了影响幸福的诸因素并建立了幸福函数。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及财政对策构想

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的特征,除受收入水平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对策建议主要有:完善财政支农体系,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的有效配合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论“中国梦”之幸福的现实意蕴和发展向度

历史的追求和现实的发展证明“中国梦”即是“幸福梦”，“中国梦”的根本归宿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中国梦”之幸福是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统一，是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具有阶段化、差异化、公正化的特征。未来“中国梦”之幸福的发展向度将在“两个百年”目标中、在和谐社会发展中、在共产主义理想中实现幸福的最大化、最优化和持久化。     

试析如何在消费中增进幸福

要在消费中增进幸福,就要提升消费的幸福感水平,为此个体需要从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努力:一方面,个体需要改善认知,仔细衡量消费中的得失,即思考商品及服务本身和所承载的意义与消费的代价之间的对比情况;另一方面,个体需要调控情感,以知足常乐之心对待消费,调整出有利于感受到幸福的心态。同时,个体还应该与人分享消费空间,主动选择和使用公共产品。     

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当代大学生理解幸福的能力较低,感受幸福的层次较浅,创造幸福的意识较弱。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家庭幸福观教育的缺失以及大学生自身幸福能力不强。加强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可以纠正当代大学生对幸福理解之偏离,引领他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提高他们发现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