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持股、高管减持与企业盈余管理

本文以2009-2016年国内A股上市企业经验数据为依据,对高管减持行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将风险投资这一关键因素引入至两者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发现:高管减持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显著正相关,即高管在进行减持之前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最大利益,且减持行为越激烈盈余管理程度就越高;风险投资的引入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且风险投资持股比例越高,抑制作用就越显著。     

高管团队特征、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

文章利用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10 368个样本数据,实证检验高管团队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在不同的内部控制环境下,高管团队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规模、高管团队中女性成员占比及高管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及财务背景人员占比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其余高管团队特征变量与真实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弱化高管团队特征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而低质量的内部控制只能弱化高管团队特征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未对高管团队特征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产生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备高管团队、完善高管激励措施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关建议。     

融资融券抑制了高管减持带来的不利影响吗——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视角

文章以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制度是否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减持。研究发现:融资融券通过减少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减持强度越小,抑制效果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的产权性质不同,融资融券的调节作用也不尽相同。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融资融券制度主要是一种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影响管理层在资本市场的行为来影响其对公司的管理行为,丰富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研究,加深了对融资融券制度的认识。研究结论揭示了融资融券抑制高管减持的频率和强度进而抑制高管减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真实盈余管理方面,规范了高管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对于进一步认识融资融券的外部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控制人所有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股权制衡作用以及所拥有的所有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加剧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但是其余大股东的制衡作用并不能有效的抑制这种现象;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对公司盈余管理具有正向激励的作用,而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是负向侵占效应。     

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是高管盈余管理的诱因吗——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析

以2005—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结合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对高管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建立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高额薪酬能抑制冒险的盈余管理行为,只有当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其盈余管理程度才会提高;高管的薪酬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且激励强度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通常较好,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高管基于薪酬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在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下,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不是高管盈余管理的直接诱因,增强激励强度反而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效用。     

高管增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文章以2006-2011年高管持股变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增减持股票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数,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率;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倾向于提前披露坏消息,或延迟披露好消息,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高管在增持股票过程中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减持股票过程中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希望本研究结果能够为证券监管机构加强对上市公司高管行为的监督和如何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依据。     

盈余管理、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会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明显.     

高管变更、公司业绩与盈余管理:文献述评

公司发生高管变更与公司的业绩存在紧密联系,同时,公司高管变更中往往伴随着盈余管理行为。对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并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评价。     

高管纵向兼任、产权性质与企业费用粘性

高管纵向兼任是大股东加强公司控制的重要手段,广泛存在于经济转型期间,研究其经济后果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高管纵向兼任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费用粘性呈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2)当纵向兼任的高管为上市公司总经理而非董事长时,负相关关系更显著;(3)兼任距离较远时,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费用粘性为负相关关系,较近时无影响.研究为高管纵向兼任是否合理提供了经验支持,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数据,对不同治理结构下高管正常变更前一、两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董事长在正常变更前一、两年有调增利润的行为,且变更前一年的调增现象比前两年要显著,但没有证据显示总经理正常变更前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还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董事长正常变更诱发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和建立外部市场高管长期声誉机制具有紧迫性。     

控制人性质、资本结构和盈余管理

文章以2000年至2008年间1 048至1 57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资本结构和盈余管理的经验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控制人性质对该关系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住公司治理、企业特征和行业结构等因素后,企业负债经营程度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是否国有控股并不改变这一检验关系.以上实证结果表明,随着负债经营程度的提高,企业可能会增加盈余管理,以降低企业违反债务合约概率.     

纵向兼任高管、产权性质与预算卸责

文章以2012—2016年我国披露预算数据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预算卸责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如果存在纵向兼任高管,则企业预算卸责水平更高。进一步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纵向兼任高管对预算卸责的影响发现相比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的作用更显著,更会加剧企业的预算卸责。文章从新的视角审视了纵向兼任高管问题,并为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是否合理提供了新的证据,丰富了纵向兼任高管经济后果及企业预算卸责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企业及政策制定者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背景特征、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

以2011—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依据高层梯队理论,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对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的影响。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高管团队性别、高管团队学历均对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高管团队任职时间则不会对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产生影响。文章为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相关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选拔和聘用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治理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终极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

本文以2010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基本Jones模型和线下项目法分别计算线上项目操控性应计利润和线下项目操控性应计利润,考察了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以及终极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线上项目盈余管理程度与两权分离度显著正相关,终极控制人更倾向于通过隐蔽性更强的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当终极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时,终极控制人更有动机通过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