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用事业民营化趋势的制度供求分析

本文采用制度供求分析框架研究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影响因素与趋势特征.宪法秩序与现存制度安排的变化为公用事业民营化提供了制度保证;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国外公用事业改革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知识积累;决策者利益使制度供给复杂化;技术发展增加了对公用事业民营化的需求;市场规模扩大减少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经济障碍.中国公用事业民营化趋势具有必然性、渐进性与多样性、不平衡性及一定的不稳定性等特征.     

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探索

公用事业是关系到公众基本生活质量的行业,这些行业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涉及公众的基本利益或社会的共同需求,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强和改善公用事业价格管理。 一、公用事业特点与政府角色定位 公用事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公用事业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在发生变化。现代公用事业主要包括自来水、污水处理、电力供应、管道煤气、天然气、邮政通讯、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文     

公用事业价格改革问题探索

公用事业是关系到公众基本生活质量的行业，这些行业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涉及公众的基本利益或社会的共同需求，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强和改善公用事业价格管理。本文拟通过公用事业特点与政府角色定位的分析，找出当前公用事业价格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公用事业价格改革的对策建议。     

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 分类完善社会事业发展政策——以上海市社会事业为例探讨

一、推进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意义 （一）公益性或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含义 按照公共管理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一般解释,以企业为主体的＂私人部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私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其价值目标是效率，在运作机制上主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市场成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     

黄冈市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研究

公共产品理论及义务教育中政府的职责1、公共产品理论。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是区别于私人产品的消费和占有的排他性,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供应,但整个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必需的,只能通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形态有有形的物品形态和无形的服务形态,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保障,环境保护,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等等均属于公共产品,教育分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在社会十分落后的时候教育是私人产品,如我国封建社会的私塾,孔子以三条干肉作为学生的学费,带有明显的私人产品特征。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教育不再是单纯的私人产品,而是带有更多的公共产品特征,尤其是基础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各国政府纷纷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有些发达国家甚至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对部分学生实施免费,或者对学习成绩优秀者提供各种奖学金。我国的科教兴国的方针也体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现阶段实行的义务教育反映了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2、义务教育政府投入的经济学分析。政府介入教育必要性分析首先是出于收入分配的考虑。收...     

论政府税权的控制

一、为什么要控制政府的税权:经济学角度的思考 赋税的本质是政府强制性地征收,其结果是将一部分经济资源从社会公众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所谓税权,从广义上说,就是指这种强制性转移私人经济资源的权力.政府之所以能"名正言顺"地转移私人经济资源是因为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公共产品是所谓联合消费和共同受益的物品,如国防、公共秩序、优美的环境等等,其特性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其效率消费价格为零,即私人不付费也能享受.正因为这样,公共产品无法由私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提供,而只能依靠强制性的税收融资来解决其供给问题.     

社会认可、政府补贴与促进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

政府可以补贴公共物品,也可以直接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假定私人的社会捐助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的自发均衡可能在政府的作用下发生改变,得出政府在促进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中的作用既可以是通过补贴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提供正确舆论导向的方式增强社会责任感。     

公用事业市场化与价格行政管理

按照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个现代社会的结构应当由三部分组成：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在这个结构体系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统一性的法律和基本公共产品。提供统一性法律涉及的是国家立法和司法职能，而提供公共产品则属于行政机关职能范畴，即通常意义所称“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承担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指与“私人产品”相对称，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产品。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政府管制方式的转变和客观社会经济的要求,市政公用事业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服务不再由政府垄断提供,转而以"公私协力"的形式出现。我国政府部门审时度势出台了相关的规范性及政策性文件。但这些规范性或政策性文件在引导规范市政公用事业发展的同时亦暴露出其本身的缺陷,掣肘了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我们应在法律层面对此做出规定,并对特许经营协议的性质进行明确,同时使特许经营下的程序性问题更具操作性。     

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从最早的大卫·休谟对社会公共需要的关注到现在实验经济学等对公共品的研究,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一直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本文就公共品的性质、供给机制等方面进行探讨,并主张公共品应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但更倾向于私人提供。     

浅析农村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多元化体系构建

当前,是我国加快农村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体系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体系意义重大。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农村实际,我国应该构建一个以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农村民众为一体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即应加大政府的财政供给力度,为农村提供普遍性预防性产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向日益富裕的农村提供差异化的高端卫生产品;积极发挥非营利组织作用,为农村提供地区性和行业性特殊卫生产品;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自我满足程度与水平。     

城市供水产业价格规制问题与对策——基于天津市的调查研究

对城市供水产业来说,其产品既有商品特性,又有公共必需品特性,更与水资源的制约和环境保护紧密关联,同时自然垄断特性限制了竞争机制的引入。近些年来,天津市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取得较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水价管理体制不合理等问题。为此,必须转变政府干预市场方式,克服市场监管中的"错位"与"越位"现象;建立健全公共财政补贴机制,克服政府在供水领域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建立统一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体系,逐步实现城市供水"同城同质同网同价";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切实推进天津市城市供水产业市场化进程。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本文在评述城市公用事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需加强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城市公用事业的整体规划与实施、城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安全保障和应对突发事件、对特殊群体和事件的政策性补贴、实行有效政府管制等七个方面的政府责任,并据此提出了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中政府责任的若干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府行为探析--基于利益博弈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转型期市场配置不能有效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情形下,需要政府干预。通过利益博弈分析表明,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只是政府间的各部门提供时,其供给效率是低下的;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和其他某一供给主体合作供给时,由于不供给是其他供给主体的占优策略,因此其他供给主体会采取不供给行为,从而加大政府供给压力;当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弱委托-代理关系时,委托人农民观察不到代理人政府的努力水平,其政府的供给效率在没有委托人的约束下变得低下。因此,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需要政府行为加以改善。同时,健全的制度安排、完善的供给体系、有效的监管体系等配套体系能确保政府行为发挥有效作用。     

环境管制、产品质量与企业收益——兼论污染罚金政策的使用效率

本文引入消费者效用函数、政府环境管制成本函数、企业生产成本函数,研究了环境管制对企业产品质量和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条件下,政府对企业征收污染罚金是不会让污染生产的企业退出市场的;(2)在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下,政府征收污染罚金时,会降低产品环境质量;(3)政府加大罚金力度会提高生产清洁产品企业的净收益,而降低生产污染产品企业的净收益,并且清洁生产企业的利润比污染生产企业的利润高;(4)政府如果放弃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对清洁生产的企业予以激励,对污染的企业在说服教育的基础上采用创新弃权书的管制方式,否则即对其征收罚金,这样会使两类企业都进行清洁生产。这些结论表明政府对污染生产企业征收罚金时,重在引导教育并建立激励型生态补偿制度,注重政策的使用效率。     

Electronic Call Market for Commodity Transactions: Design of Computer-Mediated Order Matching System

Commodity exchanges provide potential market structures for electronic trading because commodity products have relatively simple and well-standardized product attributes. Most existing electronic trading systems are introduced for financial exchanges, where qualities of traded products (such as stocks and bonds) are homogeneous, thus taking into account only bid and offer prices for computer-mediated order matching. However, a single commodity market, such as the cotton or grain market, is made up of many heterogeneous goods that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but have different product qualities and contract terms. In addition to the price, commodity traders have other pertinent preference ranges over product attributes and delivery conditions. We delineate an electronic call market system for commodity trading, which optimizes the realization of traders' utilities over extended product attributes beyond the price. The electronic call market not only maximizes the total surplu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based on bid and ask prices but also satisfies their qualitative preferences over other attribut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include in the quantitative prices. The trading mechanism of the electronic call market integrates an economic auction model with a social choice model to produce a Pareto-improved transaction. Market simulations are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electronic call market. The order matching system of the electronic call market is implemented using constraint logic programming.     

企业的起源与企业自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由、私有财产权和道德法律基础是相互依赖、彼此共存共荣的关系,而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的经济自由有利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企业的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是以内部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企业得以产生及其演进的根源所在。现代企业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家把原来属于市场的功能内部化了,但是这种内部化是服从于企业的生产功能的,在与政府权利边界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包括经济自由）,总是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经济疆域,削蚀、稀释政府的经济规制强度及其领域。企业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扩张,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凌驾于政府的经济规制之上,企业享有的经济自由总是相对的,企业在享有经济自由的同时,仍然受制于＂看得见的手＂的约束。     

略论政府职能与财政功能的转变

通过今年上半年抗击非典的斗争,我们比过去更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经过讨论,比较倾向性的意见是,政府职能和财政的功能要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在这个转变中,可以探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孰轻孰重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社会建设.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增强人的能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人均GDP水平.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为政府职能、财政功能的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形成,市场经济主体不应再由政府承担,转应由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来承担.政府应更多地把注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发展政策提供财政保障方面来.政府应当是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主体,而不是经济建设的主体.由于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财政的行为目标锁定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上,经济建设费用过多和公共支出的虚耗,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侵蚀了政府的财力,在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政府行为与财源分配严重失误)方面投入太少,欠账太多,因此社会问题越积越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我们政府要加快从那些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抽身,降低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压缩越位的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的支出,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真正用到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来.     

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考察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流派体系，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近20多年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抑或是社会转型国家，还是在新兴工业体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了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可以主要从所有制、公共服务机制和政府职权范围三方面得到启示和借鉴。     

Us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to discourage Chinese suppliers from product adulteration

The American public raised serious concerns about product safety in 2007, when the number of product recalls broke a new record. Following a temporary drop in 2008, both the number and retail value of recalled units have been increasing, despite various efforts exert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ivate companies to combat this trend. Currently, many countries—including China itself—are expressing serious concern over adulterated or unsafe food made or sold in China. What a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some Chinese suppliers to adulterate product? When law enforcement is still weak in China, what can western manufacturers do to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 adulteration? To develop effective deterrence mechanisms, we first identify four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create incentives for some Chinese suppliers to produce unsafe products. Then we propose ideas to discourage Chinese suppliers from producing adulterated products based on two underlying strategies: (1) creating economic incentives through contingent payments, and (2) creating a social incentive by threatening public exposure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