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绩效、高管持股与创新投入

文章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创新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研究高管持股对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对当期财务绩效的提高起抑制作用,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起推动作用,高管持股对创新投入和企业当期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起削弱作用。     

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越低;而投资行为在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高管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行为更优化,对金融化抑制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进行合理投资,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同时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企业拥有的金融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也相应越高。进一步考察发现,伴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保险资金持股与企业创新效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保险资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保险资金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高管持股比例低、两职分离时保险资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更加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保险资金持股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推动保险资金持股上市公司,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行为——基于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视角

基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以及更好地实现创新强国目标,本文利用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不同动机下的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短期金融资产能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会抑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研发投入和现金流水平机制作用于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获利效应”和“替代效应”机制影响探索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低主业盈利能力和股权激励不足的企业中更显著。考虑外部金融环境影响后,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因企业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     

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入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有利于企业的创新行为;而且,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持股更能促进企业的R&D投入。但同时,数据资料也表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局限性。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及制度,引导企业高管强化主人翁意识,加快建立股东与管理者利益趋同的机制,加大研发投入,不断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特征与R & D投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09年披露R&D数据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高管层平均年龄、性别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以R&D支出/主营业务收入衡量企业R&D投入强度,构建管理层特征与R&D投入绩效的模型。研究发现,高管年龄越大,企业R&D强度越小;管理层的性别多样化能促进企业R&D投入;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有利于企业R&D投入决策;高管持股比例则与R&D强度显著正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分析

通过运用2008-2010年的最新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影响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高管持股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不显著;要使高管持股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就必须给予高管合适比例的持股,以达到激励高管的目的。     

特许权价值、公司治理和银行稳健性——基于特许权价值和公司治理交互作用的视角

以2000—2012年沪深股市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特许权价值、公司治理及其交互作用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特许权价值的自律效应能够提高银行稳健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东性质无法显著影响银行稳健性,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却显著影响银行稳健性;完善的董事会制度能够提高银行稳健性,而独立董事制度却无法提高银行稳健性;高管持股能够提高银行稳健性,而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则不明显;商业银行存在"大而不倒"的规律,而杠杆效应则不明显;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高管持股与特许权价值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相互替代。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

本文从委托代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信息不对称三个理论角度探讨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对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机理,并以2011—2017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考察高管薪酬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这两种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薪酬越高,其应计、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进一步地,考虑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弱化了高管薪酬的正向激励作用。并且,高管持股比例增加,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偏好要强于对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这可能是高管考虑到后者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损害较高。     

不同成长机会下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以A股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我国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成长机会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公司成长机会的增加,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非国有法人股持股对公司绩效正向影响作用增强;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与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随着公司成长性的变化而变化.文章研究对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公司风险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12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4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为公司治理实证检验了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公司风险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的只是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明显;（2）公司风险为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同质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形态。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低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3）独立董事同样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独立董事比例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独立董事的企业更明显。     

基于关键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下,探讨了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人员、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有专用性学历的高管、以及长期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职能委员会的设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长期资产负债率则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负面影响。     

实际控制人、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创业板数据的分析

以我国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 ～ 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绩效的高低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常普遍的现象,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实际参与到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绩效;同时,本文还发现,股权激励效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实际控制人不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上市公司中能够发挥更明显的作用.     

谁才是企业创新的真正主体:高管人员还是核心员工

如何优化人力资本激励制度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关注2006-2015年实施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通过对比核心员工持股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试图回答这两种激励机制谁才是企业创新激励效应的主体.研究发现:核心员工持股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核心员工持股的创新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相较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核心员工持股通过缩小核心员工与高管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降低了高管人员与核心员工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上述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寻找企业创新能力的源泉,也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推广实施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高管人员是企业内部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团体,其战略决策势必将影响公司经营绩效。本文选取2018—2020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平均年龄、平均学历、薪酬水平、持股比例等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研究模型并进行描述统计、多元回归等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龄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其受教育程度、薪酬水平、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浅析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

管理层持股能够迫使企业高管从单一的管理者向管理——所有者的角色去转变,是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和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对北京市的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经营绩效之间不相关,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明显的、非线性的。     

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视角

企业控制权配置是解决经理管理防御的有效手段,还是导致经理管理防御的重要根源?本文以2013年至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利用全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委派董事比例越大,实际控制人的监督效应占主导,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弱;股权制衡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和经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制衡度的特征变量发挥其制衡作用,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弱;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应通过调整企业控制权配置中的控制度与制衡度的特征变量,以达到控制权对经理人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效应,从而减少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两权分离、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一项重要的活动,他决定着公司的效益与发展前景.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从大股东激励和高管激励的角度考察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以及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板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公司高管持股则会降低公司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提出了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促进股东与高管形成权力制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建议.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银行持股与公司盈利能力分析——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盈利能力是企业利用各种资源获取利润的能力,它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决定企业自身价值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观察样本,实证研究在公司治理视角下,商业银行持股与公司盈利能力的情况。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商业银行持股公司而言,商业银行持股公司的盈利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公司的盈利能力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而总经理、董事长这两个职位是否合二为一和公司规模对盈利能力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