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研发驱动理论,通过构建包含R&D投入的超效率DEA—SBM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7年中国不同区域传统型、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模型对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创新要素下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均高于传统要素下传统型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逐渐收敛。东部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最高,西部、东北部地区有所提升,而中部地区并未得到较大提升;②2001—2017年全国创新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变化趋势一致,技术进步是促进其增长的主要因素;③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城镇化水平、FDI与全国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起负向影响作用。R&D投入规模、R&D投入强度、R&D投入成果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在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有不同的表现。     

“双碳”目标下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诊断北大核心

基于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对“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度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整体水平较低。试点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水平总体提升;(2)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分异明显,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递增的特征;(3)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且以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为主,热点区扩散分布于西部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东西部区域差距较大且呈加深趋势;(4)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是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且各区域阻碍因素各异。(5)指标层障碍因子中,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用最大。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试验区设立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作用,但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绿色企业创新、抑制污染企业融资等路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路径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体现了进一步推进试验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紧迫性,有利于为绿色转型政策的优化提供证据。     

国际交通运输通道与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本文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国际交通运输通道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且绿色低碳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老工业和资源型城市、科教资源水平较高与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更加显著。区域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能源效率提升是中欧班列开通影响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渠道。中欧班列开通均能促进邻近非开通与开通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且影响效果在邻近开通城市中更明显。本研究能够为中国完善国际交通运输通道建设以及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与低碳经济转型

立足中国2009—2021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均对低碳经济转型发挥显著推动作用,且二者与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新基建水平提升能够增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赋能效应;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新基建、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发挥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后,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新基建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助力作用均明显增强,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新基建的三层子维度均有利于低碳经济转型,其中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赋能效应最强。     

GVC下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

首先,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高度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层面建立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我国内地30个省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以碎片化生产与一体化贸易模式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这一趋势,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背景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即同时考虑来自国外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中的隐含能因素,采用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①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烟斗曲线"态势,并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依次递减,产业高度指数水平与出口部门碳生产率较低是造成中部地区中国制造升级指数整体不高的主要原因;②从整体看,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提升,但其在不同的能源强度地区、经济地带、时段中的影响存在差异,绿色技术进步在能源强度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及2009-2015年对中国制造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③资本密集度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预期相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地方政府竞争、“双碳”目标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以2007—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横向府际竞争与纵向压力型体制双视角出发,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双碳”目标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双碳”目标压力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二者的叠加效应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超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更为显著,而对西部、东北部以及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纵向协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多维目标管理;针对不同城市异质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目标压力管理。     

城镇化进程中碳锁定的诱发机制与解锁路径研究

全国大范围城市频繁持续遭遇雾霾天气日益引发社会对碳锁定的广泛关注,识别碳锁定风险并提出有效的碳解锁路径,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碳锁定诱发机制的基础上,首先对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碳锁定的风险进行量化,其次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和Bootstrap-DEA方法纠偏测算碳排放约束下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最后采取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城市碳锁定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且有效化解了碳锁定风险,市场化改革降低碳锁定风险的贡献小于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比重对碳锁定风险无显著影响,城镇化率显著加剧了碳锁定风险.提高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深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和保持合理的城镇化速度,均有利于实现城镇化的低碳解锁.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

基于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超效率SBM模型,采用全局参比的Globe-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3.5%、1.2%和2.3%的速度增长,GTFP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贡献相对不足;(2)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差异是GTFP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时期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3)超大及特大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且研究期内不同层级城市GTFP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中国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低碳经济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新趋势的背景下,运用处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计算出2000-2007年我国30个省区的碳环境技术效率,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状况进行评价,进而尝试探究碳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区域间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差别显著。北京、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苏等东部地区处于低碳经济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碳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特别是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高碳经济特征明显。(2)生活水平和技术进步都会极大促进碳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工业结构重型化、粗放式增长方式及城市化阻碍碳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制度因素尚未对碳环境技术效率改善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三阶段Malmquist-PNN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采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1)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2)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Malmquist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3)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4)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     

京津冀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及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

京津冀是我国重点发展区域,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以京津冀城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别借助加权求和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系统测算2009—2018年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并通过双变量自相关分析探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相关性,揭示京津冀地区绿色发展现状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差异明显;绿色发展高效率区域的数量不断增加,并有向南延伸的趋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张家口—北京—廊坊连片区域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域,有望带动京津冀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产业集聚多样化、专业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利用2006—2018年省际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产业集聚多样化的作用更强。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但是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并不显著。产业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要显著高于第二产业。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00—2010——基于参数共同边界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参数化共同边界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环境约束下2000—2010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不仅绿色发展效率高,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更加贴近潜在水平;总体上,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进步的,而中西部地区却表现出负增长的现象,东部地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表现皆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的分解结果显示,纯技术进步成为了推动我国绿色全雩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纯效率变化的贡献较小甚至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从纯粹技术追赶来看,东部地区的生产技术不断靠近潜在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生产技术愈发落后于潜在水平的趋势;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三大区域都表现出技术发展空间不断压缩的现象。     

基于三阶段Malmquist-PNN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采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①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②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Malmquist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③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④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     

“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挑战及路径

当前,绿色金融发展在中国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内绿色金融体系日渐完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得以建立,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形成了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就国际合作而言,绿色金融认定及分类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在“双碳”背景下,现有绿色金融法律政策体系、产品创新体系等仍与“双碳”目标的要求有较大距离,同时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机构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应从法律政策体系、市场体系、风险管理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逐步予以完善。     

城市群扩容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城市群扩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扩容对城市群原有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对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无显著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机制检验表明：扩容未影响原有城市的技术效率,但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原有城市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原有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扩容通过降低功能专业化水平来提高新进城市技术效率,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新进城市技术进步并降低其技术效率,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效率降低效应相互抵消,扩容未影响到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此外,扩容对原有城市中的大城市、高创新能力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更大提升作用。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