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京津冀地区13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00—2018年工业及工业行业能源消耗、工业产值等相关数据,基于两阶段Super SBM模型,采用Arc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京津冀地区工业及工业行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剖析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工业碳排放效率不断提高,空间格局由"中心高,四周低"向"高值区带状集聚,低值区分散"转变,城市间工业碳排放效率差异减小。(2)工业行业间碳排放效率差异大,不同行业碳排放效率空间格局差异显著。(3)生产力水平、工业研发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对工业碳排放效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这种作用持续增大;工业化水平与工业碳排放效率由显著负相关转变为不显著相关;能源消费强度与工业碳排放效率始终呈负相关,但这种负向作用逐渐降低;重工业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与工业碳排放效率由不显著相关转变为显著负相关。     

技术创新与工业节能减排效率——基于SBM-DDF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以非径向、非导向基于松弛变量的SBM-DDF模型构建工业节能减排指数评估2005—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的工业节能减排效率,并重点分析了内生创新努力、本土创新溢出、国外技术引进三种类型技术创新对工业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工业节能减排效率呈现"东部较高、中西部较低"的局面;内生创新努力、本土创新溢出、国外技术引进三种类型技术创新对工业节能减排效率具有显著正影响,且影响程度上,内生创新努力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作用都是最大;本土创新溢出在创新环境优异的东部地区更显著,而国外技术引进在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作用更突出;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效率的作用有限,产业结构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明显。     

气候保护方案模拟:基于多国气候保护宏观动态经济模型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文章实现了一个面向气候保护的多国宏观动态经济模拟模型(MICE,Multi-Region 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MICE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各国不同气候保护政策下的社会经济影响。利用该模型模拟了各国在三种情景(基准情景、合作情景和非合作情景)下全球及各国的经济情况和碳排放情况。研究发现,在基准情景下,中国在2100年的人均碳排放和人均累计碳排放(从2005年到2100年)仍较低,在模型研究的六个国家(地区)里中国处于倒数第二位;如果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不达成合作减排协议,那么没有国家会采取主动性的减排政策;全球合作减排不但能够保证温度上升得到控制,而且经济情况在三种情景中也是最好的。     

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节能减排绩效及其动态变化

运用非参数SML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了1994—2014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基于绿色增长的技术进步,并采用面板模型对按能耗与碳排放分组的行业分别进行能耗强度和CO_2排放强度回归。结果表明:生产前沿的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动力,前沿科技创新的节能降耗绩效最高,纯技术效率的CO_2减排绩效最高;技术进步的节能降耗效应与CO_2减排效应具有非对称性,技术进步的CO_2减排绩效大于其节能降耗绩效;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CO_2减排绩效大于其节能降耗绩效。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江苏碳排放效率空间差异性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改进的三阶段SBM-DEA模型分析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对2005—2015年江苏省12个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江苏省整体排放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苏州、无锡、盐城的排放效率相对有效,处于排放效率前沿,其他城市的排放效率均有待提高。江苏省区域间碳排放效率呈现"苏中苏南苏北"的格局,与传统经济格局存在差异。因此,为提高碳排放效率应着力改善外部环境因素,如政府干预程度、科技支撑强度、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并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减排政策。     

广义数据包络法的建筑业碳排放效率评价

针对传统DEA模型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的问题,在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建筑业碳排放投入指标的影响的基础上,以2005年建筑业碳排放强度降低45%的减排目标为样本单元,构建建筑业碳排放效率评价的广义DEA模型。以2003—2012年建筑业为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碳排放效率逐年提升;建筑业碳排放技术效率与地区经济水平显著正相关,建筑业碳排放累计冗余与地区经济水平显著负相关;投入指标冗余率均呈现逐年递减趋势,但建筑业碳排放与机械设备累计冗余依然较为严重,建筑业减排潜力较大;建筑业资本存量冗余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研究成果可为区域化、差异化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指导。     

碳达峰目标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碳强度预测及减排潜力研究

基于ARIMA-BP神经网络模型并在碳达峰目标下预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碳强度；同时，运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共同前沿理论及共同前沿非径向曼奎斯特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指数(MNMCPI)对减排潜力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由ARIMA-BP神经网络模型所得碳强度预测序列均方误差(MSE)为0.005，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为1.95%，显示了较高的精度；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碳强度2028年相较于2005年下降67.5%，提前实现国家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目标，其中：贵州碳强度下降幅度最大，2030年相较2005年下降77.5%，福建、江西、海南下降幅度均在65%以上。(2)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减排潜力呈波动下滑趋势，2016—2030年均减排空间达26.59%，约21649.33万吨CO₂。到2030减排潜力达21.9%，为2016—2030年最低值，由于减排潜力与碳排放效率负相关，碳排放效率越高则减排潜力越小，这意味着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碳排放效率得到优化。(3)通过探究CO₂排放效率变化，间接分析区域内减排潜力变化...     

科技创新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基于山东省2012—2018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数据,利用DEA-BB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析山东省及各地市科技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和主要来源,运用Tobit模型分析山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2018年,山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呈现先上升后持续下降的特征;山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整体不高,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较高,并逐步向外围地区扩展;技术进步是全省及各地市科技创新效率的主要来源;劳动者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是影响山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的显著性因素。     

中国省际科技金融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

运用DEA-BCC模型测算我国2005—2016年30个省(区、市)科技金融效率,并建立相应空间面板模型对影响科技金融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科技金融效率区域差异较大,整体水平相对偏低,只有少数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科技金融效率达到了有效生产前沿面;除研发投入强度对科技金融效率有负向影响外,科研氛围、高技术产业资金规模等影响因素对科技金融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提出有效促进地区科技金融效率提高的相关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视角,使用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城市数据和空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识别了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在中国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大于其正外部性。(3)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会显著提高。无论是OLS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计量模型,文章的结论均具有稳健性,因此新型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在提高创新投入的同时需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0—2018年中国工业各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效率提升效应与合作协同效应,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进而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具有行业和区域异质性,低耗能、低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表现为显著负向线性关系,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东部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减排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递减态势。因此,应着力推动工业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应用,行业间排放数据共享与传递,建立效率提升与合作协同机制,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工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有序实现碳中和提供数字助力。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通过区位熵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二者均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劳动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城镇化提高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了吗?

本文运用环境范围调整测度(RAM)模型测算了中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2005-201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无效率来源及减排方式,并使用Bootstrap截断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有:我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倒U型和三次型变化,区域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污染物排放无效率是总无效率的主要源泉;大部分城市在面对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时,主要选择自然减排方式;居民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土地城镇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就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综合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则产生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     

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1953—2012年)探讨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关系,同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1995—2011年)考察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不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长期内城市化有助于抑制碳排放,短期内过快的城市化将加剧碳排放;东部地区城市化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中部地区城市化不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西部地区城市化有利于碳减排,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各地区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各省域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并通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考察各驱动因素对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域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差异明显,河北省位于生产前沿面,云南省年均增长率最高。（2）政府干预对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能源结构、人均GDP和能源利用效率,相比而言,人口规模和科技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3）各影响因素呈现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不同时间、地区各驱动因素的波动方向和强度并不相同。故需要综合考虑不同指标对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影响程度的时空差异性,以促进中国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借鉴。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使“减排”与“增效”兼得吗?——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11-2020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及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从技术含量及专利靶向两个维度进一步讨论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从而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2)绿色技术创新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的重要渠道。相较于碳排放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在“减排”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是实现城市碳排放总量下降的关键抓手。(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励实质性创新活动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实现了城市“减排”与“增效”兼得，策略性创新仅在减少城市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作用，但应警惕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不利影响。(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诱发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以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推动了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市绿色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利用“有效投资...     

碳排放权交易、损益偏离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其对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影响依然有待检验。结合1997—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试点政策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损益偏离视角展开机制检验。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经济效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可靠。缓解"收益在外,污染在内"的损益偏离现象,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随后提出通过进一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绿色税收政策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设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指数,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在扩展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会抑制区域内的碳排放量,但西部地区的"倒逼减排效应"尚不显著;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可从提高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和完善现行税收体系等方面着手降低中国碳排放量。     

湖南省碳排放总量地区分解研究——基于2030年减排目标

从减排能力、减排责任和减排潜力三个维度构建碳排放总量地区分解指标体系,依据决策偏好确定4种决策偏好组合下指标权重,构造碳排放总量地区分配综合指数,对湖南省2021—2030年碳排放总量进行地区分解。研究表明：在不同偏好决策情景下,各地区分配的碳排放量和剩余碳排放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相似性;而在不同的决策偏好情景下,各地区的分配结果也都反映了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应结合各地区发展特点制定科学而适合的碳排放总量分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