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非期望SBM模型，文章对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时空格局、城市类型、效率损失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总体不高，波动下降后有所回升，区域效率呈现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态势，东北效率提升最大且提升单元具有“低投入、低产出和低污染”特点；效率沿河北至广东一线具有明显“凹陷”特征，区域内部效率变动较大。(2)环境污染、资源和资本冗余是各区域效率损失的主因，消费、财政收入和GDP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效率损失的重要期望产出因子。(3)效率领先型、协调发展型、效率突破型和绿色增长型城市是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改善的推动力量，绿色下降型、黄色增长型和黄色下降型城市的效率则亟需改善。(4)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政府干预、环境规制和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城市环境效率变动的重要因素，且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文章采用2002—2013年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技术进步综合指数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就业先起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到达临界值后对就业有抑制作用,即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2)目前长三角15个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全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此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就业;(3)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就业。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

基于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超效率SBM模型,采用全局参比的Globe-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3.5%、1.2%和2.3%的速度增长,GTFP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贡献相对不足;(2)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差异是GTFP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时期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3)超大及特大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且研究期内不同层级城市GTFP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新疆为例

针对中国资源型省份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问题,论文以新疆为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成为加快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工业“三废”角度和新发展理念角度构建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新疆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构建空间面板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从子系统来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抑制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3)从空间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北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南疆。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2)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检验

文章提出了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机理的理论假说,运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和两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资源型产业经济增长和产业人口规模增加通过规模增长效应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带来显著抑制作用;(2)技术进步因素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能有效控制和降低资源型产业碳排放,进而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起驱动作用;(3)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具有正向驱动作用;(4)低碳规制能有效发挥能源效率和产业内部结构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作用,同时有效降低能源消费结构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抑制作用;(5)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应当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最大限度实现低碳规制的正向促进作用。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核算,并进一步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驱动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核心力量,且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环境规制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成因,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是恰当的,实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识别

采用DEA-Tobit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2008—2018年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影响因素识别,分类探讨创新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呈现持续降低、平稳波动、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上游、中游、下游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时序变化情况存在差异;经济增长水平、外资利用度、基础设施水平、环境规制以及区位条件是资源型城市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影响因素在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存在异质性。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教育水平、吸引外商投资、优化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摆脱资源依赖、加强环境规制的方式可以提升长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的创新效率。     

FDI、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利用黄河流域65个重点城市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区位、时期差异特征,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2001-2010年,上游城市增长动力源于绿色技术效率,中下游城市源于绿色技术进步,2011年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呈现增长趋势。②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FDI全时段、第二阶段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第一阶段正向影响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略小,且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③上游城市FDI在全时段、第一阶段影响为正,中下游城市在全时段、第二阶段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有正向影响,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仍是短板。相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要素配置,注重规模效应,着力提升绿色技术效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制定差异化引资战略,提高FDI质量和水平;健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同监控机制,保障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科技研发、提高投资成效和金融服务水平。     

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基于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现有关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波特假说的研究,更多是关注所有制结构的单方面影响,而忽略了治理转型与绿色竞争力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治理转型"过程。本文首先基于治理转型的视角,指出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不同导致创新阶段差异化特征的差异,然后运用全局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重新估算了2001—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工业绿色竞争力,再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中国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发现中国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在中国情景下验证了波特假说。在此基础上加入治理转型,产生了初步复合效应,证明对工业绿色竞争力的作用是积极的,可加快环境规制拐点到来、波特假说实现;进而加入治理转型与研发交互项,产生深度复合效应,进一步加速了拐点到来和波特假说实现。本文为考察工业绿色增长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非线性影响

为探究环境规制、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其空间资源溢出间关系,从空间溢出视角出发,在2011—2021年的113个资源型地级市数据基础上,构建半参数门限空间杜宾模型(STSDM),探索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及其非对称性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线性假设下环境规制不利于城市转型绩效提升,但非线性假设下,环境规制在初期有利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提升,具备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长期特征,偏导图呈弱“U形”特征;②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在空间资源溢出效应上存在有非对称性;③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处于越高阶段,能够获得城市绩效转型的空间资源溢出红利越少。据此提出要因地适宜设立环境规制政策、建立长效环境保护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来自武汉城市圈的证据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2)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