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减持计划新规的经济影响与新交易模式研究

如何有效规制大股东股份减持是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议题.2016年1月,证监会发布"减持规定",强制大股东披露减持计划,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内部人交易"预披露"的重大创新.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计划具有显著信息含量,其市场反应是减持公告市场反应的4倍.减持计划新规全面降低了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能力,不过对控股股东的影响仅限于削弱了事先高位减持能力,事后的长短期获利能力并无显著改变.该规定也诱发了大股东更为偏爱预披露后的紧急减持以实现高位套利目标.本研究填补了"交易预披露"理论构想的实证空白,为政策效果评价进而完善我国大股东减持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全球市场加强内幕交易监管提供了政策借鉴.     

卖空机制能够约束内部人减持吗？——基于融资融券制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放松卖空管制为视角,探究其对内部人减持的影响。研究表明,卖空机制能够抑制企业内部人减持行为。机制分析发现,卖空对内部人减持的抑制作用是通过缓解股权高溢价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卖空能够抑制大股东、董事以及管理层减持,但对监事减持无影响;卖空能够降低内部人减持的获利程度,并且在内部人减持动机更大时,对内部人减持的抑制作用更强;卖空通过约束内部人减持提升了股票定价效率,还有助于降低内部人增持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卖空和内部人减持领域的文献,并对政府部门完善制度设计具有启示意义。     

公司创新如何影响内部人减持行为？

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更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本文基于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创新对内部人减持的作用效果，发现公司创新水平越高，内部人减持规模越小。进一步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大股东样本、机会主义减持样本以及突破性创新样本中，公司创新与内部人减持的负向关系更强。中介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能够通过提高公司业绩来约束内部人的减持行为，且策略性创新活动无法降低内部人的减持规模。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创新作用效果的相关文献，也为深入理解内部人减持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实际控制人缺失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

当前,实际控制人缺失的现象愈发普遍,但关于无实际控制人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监督和信息优势角度实证考察了无实际控制人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缺失会削弱对内部人行为的监督、降低信息透明度从而影响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进一步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法治环境的改善,可以缓解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下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但当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存在控股股东时,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次数更高。本文有助于强化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督,也为完善无实际控制人监管提供了新思路。     

8月限售股减持情况分析

8月份限售股合计套现额仅为10.45亿元(二级市场减持3.50亿元,大宗交易6.95亿元),为06年11月份以来单月套现额度第二低的水平,但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以及其它中小限售股股东仍有着较强的减持意愿,     

创业板公司创投股东减持行为及收益特点研究

本文对截至2011年3月底的创业板公司创投股东的减持行为及其收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超过一半解禁项目的创投股东开始逐步退出,投资收益巨大。创投股东减持行为及收益随创投类型、投资时间、投资成本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减持收益率小于以市场价格计算的账面收益率。分析表明,解禁后创投股东减持力度较大,符合其退出套现的盈利模式。其中,券商直投的快进快出行为值得关注,而投资较晚、成本较高的创投机构减持意愿较高。另外,用账面收益来衡量创投机构的投资业绩有较大误差。     

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大股东减持差异

本文基于外部治理视角,利用2007-2010年间沪深股市568家上市公司的2246个大股东减持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大股东减持差异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治理说”得到了相应的验证,即在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大股东减持的力度也越低,而在市场化进程越低的地区,大股东减持的力度则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与大股东减持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大股东增减持市场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发生增持和减持行为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变量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在增持前后、减持前后的半年(120个交易日)内的超额收益率具有明显差异,说明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具有较明显的市场效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市场效应的主要因素,并且比较了这些因素对增持效应和减持效应的影响差异。     

股东换购ETF是一种股东减持吗?——基于市场反应的角度

2019年以来,上市公司股东用所持股份换购ETF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股东换购ETF不会直接冲击二级市场供求关系,且国有股东换购ETF被视作推动国企改革的举措。本文研究股东换购ETF比例的影响因素,发现国有企业股东换购ETF比例高于民营企业,2019年的股东换购比例与其他年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股东换购ETF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市场反应显著为负,产权性质对市场反应不产生影响,2019年的市场反应比其他年份更为负面。研究表明,尽管股东换购ETF存在可取之处,但资本市场将此视作股东减持。2019年11月以来,监管机构开始参照股东减持规定严格监管股东换购ETF,这与本文结论一致。     

高送转、财务业绩与大股东减持规模

大股东利用"高送转"达到减持目的,已成为当前资本市场的"乱象"之一。本文以2010-2015年推出"高送转"方案并且发生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高送转"对大股东减持规模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财务业绩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在发生大股东减持的全部上市公司中,相较于未"高送转"的公司,"高送转"公司大股东减持的比例更高;(2)"高送转"强度越大,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大;(3)好的财务业绩状况可以抑制"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规模之间的正向关系,相反的,差的财务业绩状况则会加剧二者的正向关系。在考虑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发现现金收益负向调节"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规模的关系,应计收益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减持也应建立预披露制度

在股票交易中,经常有大宗交易的出现。这个交易往往具备数量大、金额多、附带折价率等特点,其动向往往会影响到整个股票的价格。近日,主营服装的搜于特公司吸引了市场关注,在蹭上“口罩概念”后股价一路爆炒,3月9日触及股价顶峰,该日第二大股东广州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原持股10%)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总股本的1.94%。查该上市公司公告,在减持的15个交易日之前,并无该股东减持预披露信息。市场质疑这属于先减持再公告,涉嫌违规。     

大股东减持与中小投资者保护--基于碧生源的案例分析

大股东减持,不论是逢高减持、公司业绩差减持,还是因公司巨额担保或债务到期等造成的资金短缺减持,无一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据统计,沪深两市A股,2011年大股东及高管们减持成交高达5163笔,涉及金额近1000亿元;2012年相关数据分别为3948笔、660亿元,减持之潮一直方兴未艾。尽管减持都经过了合法的程序,但在大股东的疯狂减持行动中,囿于知情权、参与权及话语权的缺失,中小股东的利益常常得不到保护,最终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碧生源,一家从媒体变脸到港股变脸一直备受非议的家族企业,多次被爆广告违规、夸大功效,2013年年初,在遭遇大股东连续3日的减持后,股价下跌,市值严重缩水。本文以碧生源为例,通过分析其大股东减持的原因,并探讨大股东减持给公司和中小股东造成的影响以及公司未来的走向等,最后得出启示,提出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供可资参考的借鉴。     

事前披露能够降低董监高减持的获利能力吗?——基于中国“减持新规”的实证检验

"事前披露"能否降低董监高交易的信息优势?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5月修订并实施的"减持新规"首次为上述命题的检验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场景。通过"事件研究法",本文对"减持新规"颁布前后的董监高减持行为进行研究,考察事前披露减持计划是否会削弱董监高减持时的信息优势。实证结果表明,"减持新规"实施后董监高减持的短期超常回报显著低于"减持新规"实施前,这说明事前披露会抑制董监高交易的择时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信息质量较差、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成长性较高、减持规模较大时,事前披露对董监高减持获利能力的削弱作用更强;"减持新规"实施对董监高减持超常回报的削弱主要体现在交易日与减持计划披露日间隔短的减持样本中。本文不仅在实证层面上验证了"事前披露"可以降低董监高交易的信息优势,丰富了内部人交易研究文献,也为我国"减持新规"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证据和建议。     

减持加大力度 大盘渐趋谨慎

大小非的减持会对市场形成压力,因为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大小非对企业的情况比基金更为了解,管理层和大股东的减持和增持实际上代表了产业资本对市场价值的判断。     

上市公司“高送转”与内部人股票减持:“谋定后动”还是“顺水推舟”？

本文研究上市公司有决策权的内部人股票减持和公司“高送转”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在较好解决因果互逆的内生性问题和修正内部人减持的变量度量误差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内部人有意识地通过高送转进行市值管理以增大其减持收益,即“高送转”是内部人减持的“谋定后动”,且内部人的这一自利动机对公司的送转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有助于揭示我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高送转”的深层动因,同时也为监管层治理“高送转”乱象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限售股东持股成本与减持收益分析》

在“大小非”减持日益成为影响市场运行的重要因素的背景下,研究限售股东持股成本及减持收益,对于揭示股改后市场运行风险、完善解禁股份上市流通监管等都具有特别现实的、深远的意义。报告从深市主板、中小企业板随机抽取32家样本公司进行分析,发现限售股东持股成本普遍很低,样本公司限售股东持股初始成本平均为1．79元每股,     

大股东增减持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分析

与历史悠久的西方资本市场不同,我国股市相对年轻,有着大量不同层次的市场参与者,各类型市场参与者的持股行为从多个维度左右着上市公司股价的走势。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股票价格的稳定对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有着重要意义。股权分置改革后,A股进入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大股东增减持行为愈加频繁。作为内部人的大股东持股份额较多,掌握着大量的企业内部信息,本文就大股东增减持行为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就有关各方如何应对给出了相应建议。     

大股东交易与中国A股市场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增持或减持股票如何影响股价极端波动现象的发生。结果表明:大股东交易强度提升显著增加了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大股东减持而非大股东增持;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权力越小,则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影响越显著;较高比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设置能够有效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削弱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不利影响。为了进一步规范大股东交易行为、维护股票市场稳定运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完善规制大股东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防范内幕交易,避免大股东集中、大幅、无序减持股票对市场稳定带来冲击;第二,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三,推动上市公司吸引机构投资者持股、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优化公司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机制,以实现对大股东行为的有效制衡和约束。     

论中小股东的监督权

<正>一、中小股东经营权与监督权的分离1.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制度下,公司的股东一般有好多,大部分股东由于所占股份较少,无力或不愿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我们称这些股东为中小股东。占有股份较多,实际控制着公司经营权的股东,我们称之为大股东。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小股东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大股东去经营,大股东对受托财产的经营效果(盈利或亏损)由中小股东来承担。为了防止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如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行为),中小股东在将财产委托给大股东的同时,必须牢牢抓住对大股东的监督权,     

基于股份减持中的大股东隧道行为实证研究

以2007～2009年被大股东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OLS与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大股东通过操纵重大信息披露在股份减持过程中的隧道行为。得出了在减持前30个交易日被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但减持后30个交易日则出现显著的负累计超常收益;被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减持前披露"利好"消息、减持后披露"利空"消息的概率高;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概率较高;公司估值(托宾值)越高,大股东信息操纵行为的概率也越大;被减持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对大股东信息操纵行为的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