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中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比较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绝对值偏低,东、中、西差异明显,东西部较高,中部地区较低;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有“倒U型”的影响,人口规模与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即随着人口规模增加与受教育水平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也会增加;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     

贸易开放与碳排放效率——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选取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碳排放效率，并运用基准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变化特征。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贸易开放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在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以及一般贸易方式下，贸易开放对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构建高质量贸易开放体系、打造绿色技术创新高地、构建降碳减污协同制度体系，着力推动碳排放效率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研发驱动理论,通过构建包含R&D投入的超效率DEA—SBM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7年中国不同区域传统型、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模型对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创新要素下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均高于传统要素下传统型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逐渐收敛。东部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最高,西部、东北部地区有所提升,而中部地区并未得到较大提升;②2001—2017年全国创新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变化趋势一致,技术进步是促进其增长的主要因素;③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城镇化水平、FDI与全国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起负向影响作用。R&D投入规模、R&D投入强度、R&D投入成果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在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有不同的表现。     

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省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9个省市2004—2009年的绿色能源效率值,并从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能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绿色能源的地区性差异较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就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而言,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能源效率的提高都有显著的影响,而能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则对绿色能源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6—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在测算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探究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较高,该地区部分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已处于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仍处于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即绿色经济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下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和环境政策从不同方面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制造业集聚、技术进步与绿色创新绩效

基于我国区域制造业集聚的时空异质性分析，考虑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效应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呈现高度制造业集聚（MI≥0.05）状态，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则呈现中度制造业集聚（0.02≤MI＜0.05）状态，且随着时间延伸，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逐渐往东部地区集聚;对于技术进步路径变量，自主研发创新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微弱或不显著负向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制造业集聚与自主研发创新的协同效应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而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引进及国内技术购买的正向协同效应却受到抑制，甚至负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     

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经济集聚是指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相对集中的现象.绿色经济效率是在现有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下,将能源消耗纳入投入变量并考虑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出的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在现有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重点研究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与经济增长脱钩后经济集聚对低污染、高能效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完善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研究.文章构建了在经济集聚的不同阶段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产品产业结构效应和政策环境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曲线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2004-2017年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曲线关系,并通过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做了进一步处理,体现了模型良好的稳定性.     

绿色金融是否提高了能源效率？——基于中国政府研发补贴视角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探索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协调合作,助力区域绿色发展提供了新途径。基于30个省份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模型（PSTR）考察绿色金融、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能源效率的直接效应、调节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中国能源效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且在到达拐点前政府研发补贴能缓解绿色金融对中国能源效率的负面影响,而越过拐点后政府研发补贴则能促进绿色金融提升能源效率。其次,PSTR模型结果表明,上述关系仅当政府研发补贴越过临界点（8.309 3亿元）时才成立。进一步地,运用PVAR模型验证了加大政府研发补贴对促进绿色金融改善中国能源效率的长期影响。在国际贸易形势日益严峻、国内经济增长动能亟须转换的新形势下,研究结果将为提高能源效率、缓解能源供需矛盾、早日实现“30·60”目标提供新思路。     

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根据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估算全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测度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N型关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东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呈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降后升态势,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能源消耗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应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化、绿色化发展。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非期望SBM模型，文章对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时空格局、城市类型、效率损失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总体不高，波动下降后有所回升，区域效率呈现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态势，东北效率提升最大且提升单元具有“低投入、低产出和低污染”特点；效率沿河北至广东一线具有明显“凹陷”特征，区域内部效率变动较大。(2)环境污染、资源和资本冗余是各区域效率损失的主因，消费、财政收入和GDP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效率损失的重要期望产出因子。(3)效率领先型、协调发展型、效率突破型和绿色增长型城市是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改善的推动力量，绿色下降型、黄色增长型和黄色下降型城市的效率则亟需改善。(4)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政府干预、环境规制和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城市环境效率变动的重要因素，且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试验区设立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作用,但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绿色企业创新、抑制污染企业融资等路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路径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体现了进一步推进试验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紧迫性,有利于为绿色转型政策的优化提供证据。     

绿色技术国别分布的路径变迁——一个交易成本集合的超边际分析

文章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框架,将环境所有权界定和执行的模糊程度引入模型,结合技术市场与人才市场交易效率及绿色技术研发基础等外生因素,分析内生绿色技术进步的组织结构与国别分布的变迁路径.模型推导与数值模拟结果揭示了外生比较优势在绿色技术研发国别分工中的作用、制度性效率因素对绿色技术国别分布的作用机制、一国实现绿色技术自主研发的充要条件以及绿色技术研发专业化深化的特征等.     

云南省绿色能源发电效率测度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抗型交叉评价DEA模型北大核心

基于对抗型交叉评价DEA模型,对云南省绿色能源发电效率从纵向时间、横向省际、全球视角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云南省绿色能源发电效率在2011—2018年呈“V”型发展,从省份排名情况来看,云南省情况较好,但是在国际排名中比较靠后。科技水平、供需矛盾、体制机制、协同互补效应不足是影响云南省绿色能源发电效率的主要因素。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发展储能技术、延长产业链、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绿色能源基地等对策建议,为云南省进一步提升绿色能源发电效率、促进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三阶段Malmquist-PNN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采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①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②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Malmquist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③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④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     

基于三阶段Malmquist-PNN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采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①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②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Malmquist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③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④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