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实证检验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为我国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带来新的机遇。2004—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并且可以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两个方面间接提高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对中高低端制造业均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对中低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该效应暂未显现。基于此,我国应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布局,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产业协同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绿色发展

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助推制造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二者协同集聚更是实现融合互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利用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当前阶段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也具有倒U形特征,中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加速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政府经济竞争对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创新竞争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促进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提高区域制造业长期抗风险能力与招商引资模式创新——以苏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区通过承接国际低端制造业的引资模式推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确实是参与国际生产体系,获取国际分工利益的有效路径。但随着区域资源优势下降,低端制造业与资源约束矛盾日益激化,抗风险能力逐渐弱化。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通过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来促使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区域制造业长期抗风险能力。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要明确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目标;二是要改变招商引资模式的路径;三是要在引导增量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引导新增外资投向价值链高端产业、拓宽内资招商渠道和进行资源整合等方面实现突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源自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在东、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间接影响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一带一路"的制造业GVC"低端锁定"突破路径分析

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融入GVC,但是却面临"低端锁定"的尴尬局面,文章采用RUV比率对我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程度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共有13个部门处于"低端锁定"的状态.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通过对外输出过剩产能、技术和发展经验来带动周边国家的兴起,从而推动中国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在GVC中地位的不断攀升.文章从"一带一路"突破制造业GVC低端锁定的动力机制入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制造业GVC"低端锁定"的突破路径.     

研发双循环溢出、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技术跃迁——来自2008—2020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机制检验

碳交易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工具,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反映碳交易实施状况,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切入,基于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提高碳交易价格和扩大市场规模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技术改造投入,进而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技术改造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碳交易制度顶层设计、精准制定技术创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自组织协同演化机制，在对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哈肯模型，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析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的区域协同差异。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是控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结构和方向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形成抑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负反馈机制；样本期内，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协同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协同差异较小但呈扩大趋势；四大经济区域协同水平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为界，呈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东部地区协同水平差异远大于其它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相当，东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均呈扩大态势。     

制造企业大量倒闭怎么办

东部地区低端制造业衰落是大势所趋，东部地区要接受现实。东部地区低端制造业的衰落，为中端制造业、为服务业腾出空间。没必要怨天尤人，市场自有其兴衰逻辑。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数智融合作为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对发展数字中国与制造强国具有重要作用。以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赋能作用,并且在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智融合通过绿色认知和绿色创新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中更大;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赋能作用,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改善企业管理;强化企业绿色认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构建数智融合赋能绿色转型新模式;应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效应,继续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推进企业绿色转型。     

制造业发达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契机与对策——以苏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国际低端制造业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制造业发展迅速,服务业相对滞后,并已严重影响到制造业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在给予地区制造业带了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加快发展服务业,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增长的良好机遇。以制造业发达地区苏州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制造业发达地区发展服务业的机遇、趋势和规律,提出了按照制造业增长模式转型重新定位发展服务业的思路,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美国政府监管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影响及对策

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是实现制造业摆脱"低端锁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已经从"接触"向"防范"转变.美国抓住当前中国培育先进制造业仍需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时间窗口,采取各种监管政策,打压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阻碍核心技术培育,遏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面对来自主权国家政府的多渠道监管风险,中国在打造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外部监管风险的应对,稳步推进先进制造业提升工程.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试点省市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基于2008—201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政策实施对试点地区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与非试点地区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碳交易机制对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除上海呈现反向效应外,北京、天津、广东、湖北和重庆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在碳交易试点期间得到显著提升,存在可持续影响机制;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引导技术创新发挥中介效应,进而促进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提升。认为政府应加快完善碳交易市场推广试点经验,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鼓励制造业企业主动融入“双碳”战略并实现数字化技术创新,以促进绿色转型。     

制造业集聚、技术进步与绿色创新绩效

基于我国区域制造业集聚的时空异质性分析，考虑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效应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呈现高度制造业集聚（MI≥0.05）状态，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则呈现中度制造业集聚（0.02≤MI＜0.05）状态，且随着时间延伸，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逐渐往东部地区集聚;对于技术进步路径变量，自主研发创新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微弱或不显著负向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制造业集聚与自主研发创新的协同效应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而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引进及国内技术购买的正向协同效应却受到抑制，甚至负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     

民营制造企业“低端锁定”突破机理与路径

民营企业制造的“低端锁定”困境是当前中国制造业的普遍缩影。讨论了智能制造对民营企业制造“低端锁定”困境的突破机制及突破路径。前者根据“低端锁定”本质和成因论证了智能制造在打破“低端锁定”路径依赖本质的同时,也能解锁“低端锁定”的要素成因和产业成因;后者从企业内部技术与生产方式变革及外部政策支持两方面提出了民营企业实施智能制造的路径。     

“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市场化进程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发展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实践层面破解了“索洛悖论”。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构建互联网发展、市场化进程和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发展能够通过显著加快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进程驱动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第二,互联网发展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大于高技术制造业,对中西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互联网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化进程,尤其是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要更为显著。为了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应加快推动中低技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大中西部地区互联网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力度,并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动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绿色贸易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绿色贸易与生态文明成为当今世界发展重要议题的背景下,从2006—2015年我国七大地区和各省份的生态文明程度,分析我国绿色贸易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从整体空间分布来看,我国生态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东和西南地区,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地区;从生态文明程度演化趋势来看,我国生态文明程度发展大致分为"攀升—下降—稳步上升"三个阶段;我国不同地区及同一地区的不同省份的绿色贸易与其生态文明的相关性也存在较大差异。未来,更需针对不同地区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等,以环境产业为抓手,促进绿色贸易发展,实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