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考察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时序变化整体呈现小幅震荡态势,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空间溢出效应下的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路径分析北大核心

在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地区碳排放强度空间聚集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路径。理论研究发现,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于碳减排的影响路径是非线性的,这种非线性表现为即期影响不显著甚至为负,但是长期则显著为正。经验研究则发现省际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这表明各省份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集聚特征。与此同时,虽然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空间溢出效应不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于即期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但动态空间滞后模型结果则显示环境规制最终会在长期内抑制本地碳排放强度的提高。这说明进一步强化碳减排的目标约束、持续加强环境规制是有利于我国“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     

创新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协同效应视角

创新基础设施作为科技创新的载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创新基础设施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2)2011—2020年,除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外,创新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及其协同效应增强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且提升程度占整体增幅的22.23%,其中,设施协同效应、商业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制造业企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1.11%、27.78%、5.56%、-22.22%;(3)从空间效应分解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空间溢出(占比93.63%),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小(占比6.37%);(4)创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结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创新基础设施协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基础设施及其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异质性上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文章运用熵权法测算200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1)时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和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上升趋势趋同。(2)空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处于中高值区及以上的城市持续增加,高质量发展先呈现出武汉、长沙、南昌“三足鼎立”的分布特征,到2020年形成了“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格局。(3)影响效应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抑制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应该充分利用武汉、长沙和南昌的优势,使得各城市间进行优势互补,缩小发展差距。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新疆为例

针对中国资源型省份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问题,论文以新疆为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成为加快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工业“三废”角度和新发展理念角度构建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新疆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构建空间面板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从子系统来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抑制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3)从空间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北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南疆。     

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金融集聚是金融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影响。选取2004—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上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区间多表现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形式;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集聚对周围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衰减边界,当距离阈值在100～800千米时表现为“涓滴效应”,并在400千米时作用最强,在800～1 500千米则表现为“虹吸效应”,当距离阈值超过1 500千米时,空间溢出效应不再显著。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的研究

基于外部性理论,利用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全样本和区域分样本两方面探讨了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性,分别呈现出“一损俱损”“荣辱与共”“一荣俱荣”的城市群特征;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影响,且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但对于不同的研究样本,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对于处在“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阶段的城市群,应聚焦主要问题,通过发展主要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向“一荣俱荣”城市群转变。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借助动态空间Durbin模型及半参数空间Durbin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结构调节效应和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引导经济发展动力向技术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加强跨区域企业技术研发交流合作,创新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区域差异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研究

生态创新作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影响的机制和条件尚存争议,且地理学视角对该问题的关注较少。运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和生态创新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其他地区多表现为抑制或不相关;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和生态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等因素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跨越这些门槛时,"波特假说"才能成立。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虹吸集聚”——来自黄河中下游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推动黄河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因此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文章在理论探讨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及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2011—2019年黄河中下游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增”的U型关系,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2)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能力均能够起到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桥梁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表现出一定的“数字鸿沟”效应;(4)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应,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吸引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以更廉价的方式流向该区域,形成“虹吸集聚”,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兼论环境政策的选择效应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平衡问题成为新发展理念下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基于绿色创新视角,深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环境政策选择,并运用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012—2016年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GDP增速地区明显增多,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从过度追求“量”向注重“质”的方向转变。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通过释放节能减排效应、促进产业结构清洁化以及引领市场需求来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选择进行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利用市场”和“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且“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强。因此,要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效实施“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等,以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异质型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研究

探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化工行业协同化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完善。在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异质型环境规制强度和化工行业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及子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呈“U”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行业各自特点不同，因此，同一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化工子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时间节点来看，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影响的“U”型曲线拐点在经济新常态后较之前相比均向左移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为“U”型，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倒“U”型。     

城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的空间格局和优化

高质量休闲场所的供给不仅是城市宜居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以上海市在“大众点评”上的14231个休闲场所为研究样本,通过ArcGIS空间分析揭示上海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的集聚水平以及空间分布形态;构建便捷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空间格局的便捷度进行评价,并探析了其形成因素和机理。研究发现：(1)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总体呈现“多中心集聚—轴向延伸”的空间格局,其中在上海主城区中心呈“连团成片”和“孤岛”式高密度集聚区,其他边缘城区形成低密度的轴向集聚区。(2)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的类型集聚不均衡,不同类型休闲场所集聚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美食餐饮类、运动健身类、文化休闲类、商场购物类、特色公园类;集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美食餐饮类和运动健身类呈“板块型”集聚,特色公园类和商场购物类呈“多中心型”集聚,文化休闲类呈“单中心型”集聚。(3)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的便捷度水平较低,区间差距较大,高便捷度区域集中分布在上海市中心区,总体呈现“中间高周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高质量休闲场所空间格局优化的对策。     

碳约束下中国环境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目标对我国环境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选取2004—2018年城市层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基于EBM-DEA模型测度中国环境经济效率,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其演化特征进行考察,进而构建空间Tobit模型检验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时间维度上,中国环境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整体水平尚有待提升,同时城市间与区域间环境效率差距渐趋缩小;空间维度上,中国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呈“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并存的聚敛态势,具有典型的空间“锁定”特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与环境效率显著正相关,而城市化推进和外商投资等则与之显著负相关,且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建立跨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和多维度的环境治理体系。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和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文化产业类别的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的促进效果,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产业集聚主要基于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MAR外部性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最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