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台湾可再生能源政策实践及其治理转型探究——以光伏发电政策为例

为应对能源短缺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大多数国家(地区)均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订立其发展目标。但是,由于能源类别的差异,各国(地区)开发可再生能源的重点和顺序也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地处亚热带气候,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十分有利。台湾光伏发电政策从2000年发展至今,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比如,光伏发电设置从屋顶型转向地面型、光伏发电应用从独立型转向以并联型为主、使用者主动参与光伏发电系统的改进等。但由此也折射出台湾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偏高、能源设置标准不明确、产业链分布不均衡等政策与治理上的局限,亟需从民众能源认知、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量及配比、可再生能源发展效率等方面推动可再生能源治理的全面转型。     

天然气发电产业低碳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效率与调整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天然气发电产业作为电力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章对我国天然气发电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电力工业内部与关联领域的角度探讨了天然气发电行业的节能减排贡献;从发电产业运行管理和市场两个方面提出了天然气发电行业低碳发展的机制,包括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机制、产业集群与生态工业园区、能效标杆管理、清洁发展机制、碳交易机制、白色证书机制以及环保折价机制;最后提出了天然气发电产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的费用分摊机制

研究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费用分摊机制,对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乃至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政策指导意义。本文将现有的生物质能发电费用分摊机制分为费用来源、费用支付和配额交易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解读,并对我国自2006年以来的六个生物质能发电补贴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发现当前的费用分摊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在对生物质能发电费用分摊机制的三个环节的研究中,发现现行的生物质能发电费用分摊机制存在费用来源太少、支付机制不合理、配额交易机制不清晰等问题。以上问题有违《可再生能源法》中规定的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和经济合理原则。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拓宽征收电价附加资金的渠道,明确电价附加收入的调配方式,规范配额证的交易秩序。     

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文章基于熵权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测算得到绿色GDP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运用面板模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稳定在0.826左右,上、中、下游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依次递增态势,且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强度在逐渐减弱,对外开放、城市化、能源强度和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各异,上、中、下游地区及各省(市)之间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能源供需双侧协同绿色低碳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中国能源供需双侧绿色低碳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研究,报告了二者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的现状。在此基础上,通过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空间收敛模型等方法,展开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动态分布、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的分析,反映出能源供需双侧绿色低碳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出能源供需双侧绿色低碳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显著收敛的基本结论。最后提出完善市场体制机制、供需双侧共同发力等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是否提高了能源效率？——基于中国政府研发补贴视角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探索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协调合作,助力区域绿色发展提供了新途径。基于30个省份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模型（PSTR）考察绿色金融、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国能源效率的直接效应、调节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中国能源效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且在到达拐点前政府研发补贴能缓解绿色金融对中国能源效率的负面影响,而越过拐点后政府研发补贴则能促进绿色金融提升能源效率。其次,PSTR模型结果表明,上述关系仅当政府研发补贴越过临界点（8.309 3亿元）时才成立。进一步地,运用PVAR模型验证了加大政府研发补贴对促进绿色金融改善中国能源效率的长期影响。在国际贸易形势日益严峻、国内经济增长动能亟须转换的新形势下,研究结果将为提高能源效率、缓解能源供需矛盾、早日实现“30·60”目标提供新思路。     

排污权交易如何提升企业能源效率：微观机理与模式差异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匹配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探讨不同市场发展模式选择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能源效率。机制检验发现,排污权交易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阻碍污染企业进入有效促进企业能源效率提升,但没有观察到排污权交易产生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性技术进步激励。基于不同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发展模式发现,与“一级市场先行”模式相比,“二级市场先行”模式下排污权交易的能源效率提升效应更强;除了能源结构优化,“二级市场先行”模式下的能源效率提升效应还来自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偏向型技术进步激励和污染企业进入壁垒。本文有助于揭示利用市场机制提升能源效率的微观机理,为通过排污权交易机制设计与模式创新,推动能源高效利用与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调节路径北大核心

使用2001—2017年30个省级层面数据,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省级层面能源效率指标,借助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影响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U”型的非线性特征;第二,本土市场规模分别通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呈倒“U”型、“U”型的影响特征,两条路径相互独立具有互补性,若形成合力则后期会持续推动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第三,本土市场规模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门限效应且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     

地方政府竞争、“双碳”目标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以2007—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横向府际竞争与纵向压力型体制双视角出发,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双碳”目标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双碳”目标压力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二者的叠加效应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超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更为显著,而对西部、东北部以及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纵向协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多维目标管理;针对不同城市异质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目标压力管理。     

主体功能区战略背景下的云南省区域发展绩效评价

在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背景下,云南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积极响应中央政策,努力实现国土空间的合理利用。论文采用熵值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云南省昆明、德宏、普洱等16个州市发展现状进行绩效评价,旨在评价当前云南省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情况并由此提出合理建议。其中,重点开发区绩效评价评分从高到低排名为楚雄、玉溪、昆明、曲靖,限制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评分从高到低排名为普洱、临沧、保山、红河、德宏、昭通,限制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评价评分从高到低排名为大理、丽江、文山、西双版纳、迪庆、怒江,并由此提出相关建议,即:重点开发区应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产出,加强环境保护;农产品主产区应保持良好的发展方向,坚持基本农田不动摇的政策,发展特色农业;重点生态功能区应以改善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主要目标,加强第三产业发展,发展生态旅游。     

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启示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本文从走循环经济道路和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出发，结合清洁发展机制，从各方面分析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现状和CDM项目的市场潜力及优势。进而根据目前我国CDM项目的开发情况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强化政策体系的建设与创新、提高国际谈判能力和建立CDM联系机制等。     

“绿色化”视角下能源生态效率的国际比较——基于“二十国集团”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绿色化"理念出发,将生态福祉和社会福祉纳入国家层面的能源效率测度理论框架中,对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环境效率进行拓展和比较,进而提出"绿色型""经济型""生态型"和"双低型"的能源效率发展模式。基于此,构建了非参数Super-EBM模型,利用2000—2010年G20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的能源效率测算、情境总结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与能源经济效率相比,"绿色化"视角下2000—2010年G20国家的能源生态效率整体上呈发散趋势;其中,中国的能源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且中国的能源生态效率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更为显著;中国处于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生态效率的"双低"发展阶段,亟需将绿色化理念和方法推广到能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通过经济导向与生态建设的均衡互动实现"又好又快"的绿色型增长。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

提升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是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泰尔指数,分析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分异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显著提高,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不考虑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因素会高估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2)研究时间段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时间演进区域间差异缩小,区域内差异扩大。(3)经济水平、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解释力较强,外商投资强度和环境规制解释力相对较弱。不同因子两两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文章的政策启示是,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要加快上中下游交流合作,着力破解化工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实施严格环境规制的同时,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布局优化作为重要措施。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协同提高机制研究分析——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法评价中原城市群2007—2018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其次,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协同提高机制。进一步地,在协同提高机制中嵌入区域、省份、资源禀赋等多种类型的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加快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值整体水平偏低;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速度缓慢。(2)重视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和科技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降低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3)东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推动力弱于中部地区;中心省份与外围省份的绿色发展大体一致;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力强于非资源型城市。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是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采用Super-SBM模型估计了2000—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绿色发展效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平稳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通过促使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     

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省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9个省市2004—2009年的绿色能源效率值,并从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能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绿色能源的地区性差异较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就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而言,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能源效率的提高都有显著的影响,而能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则对绿色能源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基于三阶段Malmquist-PNN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采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①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②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Malmquist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③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④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