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科技创新促进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采用2001—2016年沿海省市面板数据,测算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大幅波动后趋向平稳的状态,年均增长率为2.85%,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而非技术效率指数;科技创新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之后,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在海洋经济同样步入新常态背景下,必须坚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L生产率视角对“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选用船舶工业宏观数据和资源环境约束等作为基础数据,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指数测算了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通过面板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对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发现从长远来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收敛特征,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整体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较高的技术水平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阻碍了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环境规制对船舶工业绿色全要素的增长已经带来"补偿效应"从而提高了中国船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考察船舶工业绿色竞争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污染密集型产业与能源、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考虑能源环境因素才能正确度量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2004—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考虑了4种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明显大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结构和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贸易开放与城市绿色发展——以2010—2019年皖江经济带9个城市为例

基于非线性模型和共轭驱动效应,分析2010—2019年皖江经济带9个城市中环境规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影响;贸易开放下合理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效应;皖江经济带中,合肥、芜湖、滁州的环境规制和贸易开放处于共轭驱动状态。根据实证结果,为深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贸易强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视角

通过在全要素框架下构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EBM模型测度了中国2000—2018年期间30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和供给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梯度下降的规律;（2）华中、西南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趋势,而华南地区表现出倒“U”型趋势,其余四个地区则呈明显的下降趋势;（3）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多数省份位于空间集聚区内,仅有少量省份分布在空间离群区内;（4）工业产业结构、工业产品结构、人力资本要素、科技创新要素、绿色能源要素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工业产权结构明显抑制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绿色资本要素的影响却不显著。     

“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 PSTR 的修正模型

研发中学是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基础条件。根据研发中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种作用方式建立了多因素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并据此模型研究了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中学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非线性的影响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机制转移特征;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高—低—高”的阶段性作用路径,初级阶段的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影响力要大于间接效应;而中高级阶段的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影响力要大于直接效应;且研发中学间接效应的路径依赖期较长,我国大部分省份尚处于研发中学的路径依赖期。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财政分权对绿色增长的有力支持是实现新时代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文章选择2000—2015年29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核算,并进一步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驱动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核心力量,且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环境规制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成因,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是恰当的,实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地区与行业差异的视角

采用2000-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受到前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显著影响。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符合“威廉姆森假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中部地区显著。第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促进效应最为显著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