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为例

本文通过构建测度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指标,分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与高度化相关性较强,而稳健性检验表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非常微弱,而制造业出口却阻碍了其产业结构优化。最后针对制造业面临的出口压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韩国近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尤其是对华投资大幅度提高,同时韩国国内着手实施新一轮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建立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定量模型,验证韩国产业升级战略与其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关联的设想是否吻合。实证结果表明:韩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其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程度最大。     

OFDI对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

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研究目的,通过历年数据,根据相关理论,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实证结果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积极的影响,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缓解了企业要素错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对外开放稳步发展的典型事实,考察不断增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要素错配。从减少过剩产能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效应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要素错配的机制,采用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借助PSM-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缓解企业要素错配,在替换要素错配衡量指标后,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投向高收入水平东道国以及贸易销售型、多样化型企业对外投资对要素错配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在当前国际市场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对中国如何借助对外开放政策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具有指导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应用Engle——Grange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有着较显著效应,但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路径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近年来一路飞快上涨。本文以中国为例,在理论上分析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在实证上利用2003—2016年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来检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可能路径。实证研究表明,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有正向影响,且通过贸易、资本和技术路径来调整产业结构。了解这一事实,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与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中国省际OF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中国,研究省际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省际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表明,本地OFDI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将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进周边尤其是邻接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且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随时间的推进日益增强。但现阶段中国省际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国内OFDI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OFDI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影响,形成以地区统筹发展和差别化调控为重点的投资政策体系,更好地实现"以开放促发展"。     

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记录和地区方言多样性数据集,以方言多样性作为中国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该关系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成立;方言多样性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本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适度范围内,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包容性与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对吸引外资进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过度的方言多样性则会加大心理距离,阻碍人力资源积累和外资进入;完善的法律制度会放大方言多样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为理解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2014年我国的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而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分析了当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运用VAR模型,选取1991-2014年的对外投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升级的作用是正向的,这种影响短期内并不明显,长期内更有效。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PSM-DID实证方法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母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及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技术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其中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给企业带来的作用最为显著,以资源寻求的对外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上海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研究

从产业结构高度化衡量上海市产业结构水平。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说明上海市产业结构高度化与GDP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单向因果关系。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角度,为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参考。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转型背景下中国OFDI结构演化分析——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需求结构的双重视角

本文突破了同质消费者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带有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用于刻画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5年中国对98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时变系数模型检验转型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变化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受到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需求结构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且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政府战略调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呈现出由资源寻求向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转变、需求端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动态演化趋势。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变化中的作用机制,发现国内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造成上述变化的重要内生推动因素,政府力量则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端,并且只是起了加速作用。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对我国财政收入增速的影响

根据我国财政收入实际状况,本文运用VAR模型从数量动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对我国财政收入增速的影响,并且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IRF脉冲函数与方差分解全面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波动主要来源于自身,短期内产业结构冲击对其为负向影响,长期内经济增速冲击对其存在负向影响。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货币供应量、外商直接投资与物价水平的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0到2013年的数据,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货币供应量、外商直接投资与物价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本身的影响是显著的,货币供应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消费价格指数均能产生正向作用,并且都是消费价格指数的Granger原因。因此,正确制定货币政策与合理利用外资对构建健康的经济环境至关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匹配倍差检验

本文通过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当地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动资本品等的出口;总体看,2005-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和模型设置以及控制加工贸易等情形下,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为协调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宏观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本文运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市场竞争、资源不足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是促使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并对这些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