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中国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行为.研究发现,总体文化距离越大、东道国国家风险越高、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企业所有权优势越明显,中国企业OFDI选择合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而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规模越大,中国企业OFDI选择全资进入模式的几率越高.文章最后结合中国的现有约束对上述结论作出了解释.     

投资经验是否影响了中国异质性企业的OFDI模式选择

本文研究了中国异质性企业在特定目的国①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与其后续OFDI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使用2003—2011年中国企业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经验越丰富,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对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中国OFDI企业越倾向于跨境并购;从企业异质性影响看,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该企业在目的国投资经验对其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大;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制度、风险环境之间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差异性地作用于该企业后期OFDI模式选择;当然,中国OFDI企业在同一国前期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相似国家,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从跨国并购谈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

一般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新建投资，也称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或独资或合资；另一种跨国并购，即通过跨国收购或兼并方式来控制东道国的企业。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产出

在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聚焦于服务业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借助BvDZephyr数据库与fDi Markets数据库,首次整理了含有中国企业OFDI行业详细信息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新数据库,并结合2002—2017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对企业产出呈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正向影响呈递增趋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拥有海归高管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此外,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大,这种差异表明在通过"走出去"战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型OFDI起到了关键作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水平提升和海外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是服务型OFDI促进企业产出增长的可能渠道。本文研究结论从投资行业角度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出之间的互补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对如何通过"走出去"战略来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     

独资与合资方式的技术溢出效果比较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跨国公司投资方式不同对技术溢出效应会有明显差异。已有的研究认为合资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比独资好,但是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分析,独资比合资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果更好。中国的改革开放演进使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和东道国经济基础发展更有利于独资方式技术溢出效果的显现,这种技术溢出效果差异是通过影响技术溢出机制和渠道的作用而产生的。     

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三重视角

文章利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数据,全面考察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约边际扩张,但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随着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股权结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同时投资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壁垒的减少对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和投资失败概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集约边际的增长,同时更加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失败的概率;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削减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而对民营企业集约边际和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概率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渠道分析表明,相较于对主要外国人员和其他经营方面的限制而言,东道国在外国股权和对外资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方面的限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和成败的影响更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象愈发普遍,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进而提升国内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对78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对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投资国的文化差距都会影响我国对于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