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出口工资溢价: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利用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出口工资溢价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着显著的工资溢价;具有较高工资水平的企业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进入出口市场后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水平。研究证实了出口工资溢价是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为理解出口和工资溢价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中国经验。     

市场可达性、中间品替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建设高效充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于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视角,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加剧了国内中间品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边际作用效果,随着企业上游度、中间品单位价值重量、市场势力等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动态分解显示,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贸易方式的转变,吸引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入,进而驱动城市层面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攀升。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企业中间品投入的“国产化”替代,可以有效降低对国际要素市场的依赖,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与技能工资差距

文章提出研究假设,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与技能工资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异质性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绩效越好、创新能力越强、生产率水平越高、外资参与度越高,则技能工资差距越大。出口企业与体制内企业存在明显的技能工资溢价。(2)劳动力异质性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男性占比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技能型员工占比与技术型员工占比越高,则技能工资差距越大;人力资本异质性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技能工资差距。(3)劳动力异质性与企业异质性交互项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技能型员工占比扩大了狭义技能工资差距,技术型员工占比进一步扩大了广义技能工资差距,广义技能工资差距大于狭义技能工资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出口与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HIR模型的理论拓展及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将资本使用成本异质性引入HIR模型,分析了出口、生产率异质性、劳动筛选与资本使用成本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工资差异的影响,并用1998-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然后对拓展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异质性对企业工资影响显著,会引起工资差异;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和劳动筛选与资本使用成本异质性后,中国企业存在2.8%的出口工资溢价,但出口企业间的工资差异程度要小于非出口企业;出口工资溢价程度与出口固定成本正相关。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基于S-S定理探析企业出口对其工资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出口成为企业重要的经营决策,出口也为企业盈利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出口对企业员工所获得的工资水平有何影响呢?文章将以Stolper-Samuelson(简称S-S定理)为研究视角,探析企业出口对工资的影响,并运用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检验,结论认为:中国存在丰裕的劳动资源,出口使得劳动密集型商品产出扩大而带来单位劳动所占有的资本增加,从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这很可能就是企业出口影响工资水平的重要决定机制。     

GVC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使用2000年~2014年中国18个制造业的样本数据,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GVC参与度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参与GVC程度的加深会带动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进口中间品会降低出口国内附加值,但GVC参与度提高所引起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增长幅度大于进口中间品所引起的下降幅度,出口国内附加值与GVC地位存在U型关系,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加入WTO都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改变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度方法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将制造业分为高、中级技术类别,高技术制造业有更强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中级技术制造业更多依赖高密集度的劳动投入分享附加值。     

出口开放、市场邻近与异质性企业工资差距——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贸易引力方程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将出口开放纳入市场邻近指标的测算,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地理距离和贸易数据,构建了城市层面出口内生的市场邻近指标。并在匹配企业数据和相关城市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内生的市场邻近程度的改善有利于促进企业工资水平的提升,且引入控制变量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均十分稳健;但这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企业的影响并不一致,出口内生的市场邻近水平的提升尽管会带动出口和高MA地区企业工资的上涨,但却不利于非出口和低MA地区企业工资的改善,从而扩大了企业工资差距。由此本文从改善出口开放与市场邻近水平入手,提出了化解企业工资差距难题的相关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关于我国服务贸易企业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性研究

本文运用2012年部分中国服务贸易企业截面数据和计量经济学中OLS以及逐步回归方法考察了中国近期影响服务贸易企业工资水平及工资均衡的各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企业工资水平及其差异既受公司内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典型的自由经济特征。具体而言,工资体制、对外开放程度、公司规模、经营策略、劳动力教育水平和资本投入等因素对工资水平及其差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CAFTA、贸易持续时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学习效应,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使用中国相关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框架下,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显著促进了出口DVAR提升,但因行业、贸易方式、地区和所有制等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人才引进能否破局价值链低端锁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的研究

文章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出台构造准自然实验，探讨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配置渠道，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异质性分析表明：(1)在东部地区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地区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效果更明显；(2)人才引进政策无法提升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3)人才引进政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将产生“虹吸效应”,加速人才向政策实施地流入，对周边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影响。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基于价值链延伸的视角

本文将空间集聚因素纳入Melitz(2003)、Kee和Tang(2016)的模型,探讨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空间集聚能够强化这一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后发现：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只对一般贸易企业产生显著影响,对混合贸易企业不显著;而对于加工企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对其出口国内附加值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通过出口集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至国内,由此延伸国内价值链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本研究证实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对内产业集聚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延伸国内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银行信贷、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考察了融资渠道异质性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渠道差异会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并且商业信用比银行信贷的影响更大。进一步,我们发现融资渠道差异对于企业总出口的影响也有相同的结论。另外,区分企业规模的结果显示,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间接出口影响显著;而大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直接出口影响显著。     

出口退税如何影响异质性产品的出口——来自企业、产品和目的国三维数据的证据

本文将出口退税引入产品异质性理论分析出口退税对异质性产品出口的影响,并采用2002-2006年企业、产品和目的国三个维度的出口数据,从中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角度检验该影响机制。实证检验发现,面对出口产品退税率的提高,企业通过降低出口价格达到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出口某产品的目的国数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退税对企业核心产品的价格和出口国数目有显著影响,而对边缘产品影响不显著。核心产品的需求相对缺乏弹性,因此出口退税对核心产品的数量影响较小。基于不同生产率、样本和退税率度量方法,以上结论均较为稳健。     

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文章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依据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与技能构成理论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集度、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影响。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质量升级机制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中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