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保护视角下治理环境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研究

分别使用市场化指数和政府有效性指数作为治理环境的替代变量,在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下,本文讨论了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发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越好,对价越低;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对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只在治理环境差的子样本中显著。总之,较好的治理环境会使上市公司产生"公司治理溢价",从而明显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可以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等代理问题的发生。     

全流通纠正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的有效性——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族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季度时间数据,实证研究股份全流通纠正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的有效性,进而对股改的公司治理效果做出判断。股权分置带来的弊端是持有非流通股的公司控制者利益取向与公司市场价值的背离,产生严重的代理成本并阻碍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全流通之后股权定价基础的一致,是否带来了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有所回归于上市公司价值?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的确导致了大部分家族终极控制权的下降,不过一些家族终极控制者通过收购股权、定向增发等形式来巩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股改之后家族终极控制者掏空上市公司的程度呈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改之后家族终极控制者的掏空动机发生了显著改善。全流通确实有效地纠正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者的利益取向。     

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

上市公司不同的融资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越有利于降低股权代理成本;而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更高.同时,笔者还发现,农业上市公司负债比例的提高,有利于降低股权代理成本;而公司负债期限的缩短,对于降低股权代理成本不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1269个有效样本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企业盈利状况、高管持股比例、资本结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终极产权性质、企业的成长性等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负债融资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的成长性与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微弱负相关,由经营性或非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不具有显著差异。     

监事股权激励、合谋倾向与公司治理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授予监事股权激励究竟能够提高其监督积极性,还是导致其独立性削弱从而增加合谋风险?本文从公司治理整合视角出发,运用2006～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监事股权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由监事股权激励所引致的双向合谋风险在实践中并未显现;相反,却在债权融资约束与独立董事监督的调节作用下,监事股权激励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抑制了监事与代理人之间的合谋倾向;并且在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下,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也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抑制了监事与委托人之间的合谋倾向。由此可知,监事股权激励并非引致合谋的真正缘由,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的完善才是实现监事股权激励效应并有效规避合谋风险的前提与保障。     

股权流动性与公司治理效率研究

本文考察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增加股票流通性对公司治理具有有效作用,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趋于理性化,股改完成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控股股东的流通性与企业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对集中的股权治理结构依然有效.     

我国上市公司股改对价的公平性研究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水平在总体上是公平的,不公平成分占整个对价水平的比例很小。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与公司股改对价水平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严格控制公司出台对价承诺方案,并对有对价承诺方案的公司加强监督,以及加强对机构投资者、非流通股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内幕交易的监管,将是本次股改和股改后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两类代理成本、流动性风险视角的实证研究

代理成本与流动性风险作为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不同质量公司的表现会有显著差异。文章根据财务质量对样本上市公司分类,并对各类型质量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流动性风险呈"U"型关系,总体样本公司债务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高质量公司与中等质量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低质量公司流动性风险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并与债务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1)低质量公司,选择债务期限结构时,在流动性风险约束,债务代理成本两者中,更多地反映了债务代理成本的外部因素;(2)中等质量公司则从公司成长、发展的角度选择债务期限结构;(3)高质量公司由于在较强的财务能力保证前提下,主要从降低自身股权代理成本角度出发选择债务期限结构。     

股权分置改革与上市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

中国股市存在着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股权分置”问题,导致上市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公司经营绩效低下。截止2007年1月4日,沪深市已经有1137家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文章选取2005年底前完成股改的328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却表明样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并没有在股改后有显著提高。     

公司异质性、在职消费与机构投资者治理

文章实证检验了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在职消费,而且这种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同时,管理层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一负相关关系同样在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而且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3-2014年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2013-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融资成本之影响进行初步探讨,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和分年度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会计稳健性与股权融资成本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本文把样本公司按照所有权性质和资产规模分成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大型和中小型上市公司,分别对这两组相对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国有上市公司和大型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历程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131个在2005年、2006年两年间完成全面股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因子分析的统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及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即股改是有效的。另外,将131个样本公司的综合得分均值与沪深300的综合得分均值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结论表明上市公司业绩除了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同时股权分置改革也会为其带来正效应。     

股权流通性改善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来自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证据

以往对股改前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相关度不高。通过对比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情况,本文实证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股改前相比,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显著提高;与未股改公司相比,股改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更高。本文论证了股权流通性改善对于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积极意义,为全面评估股权分置改革与理解高管薪酬的制度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

以2006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为基点,实证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代理成本的关系,以检验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利益相关者代理成本的影响,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优化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成本最小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     

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

本文采用2004-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项和综合考察了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公司所有权显著正相关,与股东人数显著负相关,与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所有权显著负相关,与股东人数、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     

股权分布状况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布状况决定了公司治理中各个股东权利分配状况和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并最终会影响公司治理效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的降低和公司会计业绩及其市场业绩的提升,但却不能有效抑制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引发的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除了对公司市场业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外,基本上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未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影响了股权激励双重效应吗?——以民营中小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框架,构建了公司治理主体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的影响路径分析模型,并运用2007-2012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作为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主体,经营层与终极控制人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强度及其双重效应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经营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终极控制人权力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两者在对股权激励强度作用的过程中存在冲突,终极控制人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负向作用更为强烈;股权激励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具有抑制效应,而在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权力的双重调节效应下,这种抑制效应更为凸显;股权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这种作用过程同样受到来自两类权力双重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     

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

基于股权代理成本角度,采用2010年中国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和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了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代理成本高的公司更加倾向于寻求有效的外部监督,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股权激励并不能起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反而会提高股权代理成本;股权激励会提高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的要求。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将三者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并能有效地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是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     

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

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四个维度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的测度指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2008—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境外机构股权投资者持股(QFII-shares)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持股制衡度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和持股制衡度越高,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越高,治理绩效就越好;公司规模和控股股东类型与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越好,公司治理结构就越完善,治理绩效就越好;QFII-shares持股周期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