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负外部性及其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

外部性是社会生活生产中很常见的一种经济现象,由于行为和结果的不一致造成的负外部性更是普遍,负外部性一般的解决办法为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以国内影视剧组破坏环境为例,分析负外部性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提出通过科斯手段、庇古税、法律手段、媒体社会力量等多种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     

试论产权、产权方法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中的作用

外部性现象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切入点。从外部性的效率损失出发，指出外部性问题源于外部性活动的产权不明，进而介绍了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两种方法：庇古方法（非产权方法）和科斯定理（产权方法），并对这两种方法作了比较，从而得出了产权及产权方法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中的作用。     

生态市场何以失灵?

科斯的效益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明确的产权界定都会达到经济效益帕累托最优，从科斯定理出发，似乎只要明确界分产权，市场就会自动建立，外部性及其它生态问题将迎刃而解，而现实却更多证明，“科斯市场”难以建立。     

市场失灵以及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社会性规制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具有产权特征,并可统一到产权分析框架中。社会性规制无论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的产生都根源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品、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社会性规制的理论,是内生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的现象。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可能是导致我国的"公共领域"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原因。     

试探绿色税的建设

一、征收绿色税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1．绿色税概述。绿色税最早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庇古认为，政府有责任设计一种机制保护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扭转人类这种用于当代的自然资源过多而留给未来的自然资源过少的趋势，庇古根据外部性理论，提出政府应当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问的差距，使二相等，这种税被称为“庇古税”(即绿色税)。绿色税的特点是对排污而不是受害征税。绿色税真正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得到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改善，而自然资源的保护、清洁优美的环境成为人们追求的新目标，与之有关的环境税收(即绿色税)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便应运而生了。而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绿色税。     

科斯定理的法和经济学拓展

科斯第一定理只讨论了交易费用为零和合作行为存在时的产权配置,科斯第二定理只强调了交易费用存在时,法律制度对资源有效率配置的重要作用,法和经济学则给出了交易费用下产权配置的"法律模拟市场",以及产权保护的规则选择,但科斯定理的法和经济学的拓展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科斯定理"与科斯理论的核心思想--读"社会成本问题"

本文所指的"科斯定理"仅限于科斯"第一定理",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产值最大化"这一基本思想.文章通过对"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脉络的简要梳理之后指出,"科斯定理"只是科斯为了讨论外部侵害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但这一思路对于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波斯纳对产权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研究

波斯纳是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创始人,但波斯纳对产权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研究却很少有人提及.波斯纳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核心--科斯定理的适用范围.     

科斯定理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科斯定理是现代产权经济学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理论命题,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斯定理的基本思想,对于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征税""协商"谁治污更可行

庇古的"征税"手段和科斯的"自愿协商"手段在理论上均能使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成本内部化.但受环境与生态资源产权难以界定,环境信息的稀缺性与不对称性以及难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等因素制约,通过"自愿协商"解决环境问题交易成本过高,而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征税倒是一种更为可行的做法.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理论依据;外部性同时也是一个含义丰富甚至“不可捉摸“的概念。以科斯、德姆塞茨、巴泽尔、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从产权、交易费用、公共领域、合约不完全等视角对外部性进行了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合外部性理论的新框架。     

环境保护政策分析:兼论环境税的相对优势

通过对环境污染外部成本的经济学分析,实现社会最优污染水平的手段:政府直接管制、排污收费制度、污染权交易制度、财政补贴制度、科斯定理机制、环境税收制度等,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和缺陷,比较而言,环境税收制度是目前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最优手段,也是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重要方式。     

产权残缺论——基于转型期中国利益问题的研究

产权残缺是研究经济利益问题的一把钥匙,产权残缺导致了利益受损.文章剖析了产权明晰与产权完整的区别,解释了产权残缺与利益受损之间的关系,指出私有产权并不一定意味着高效的资源配置,导致产权残缺的原因既包括市场失灵也包括政府干预,而维护受损者的利益,促进社会公正,需要政府的公共利益补偿.     

我国会计信息产权研究述评

会计信息与产权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产权属性。合理的会计信息产权结构,有利于发挥产权功能,提高产权效率,减少会计信息外部性,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我国会计信息产权研究界对其产权属性及其归属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应以企业制度变迁为背景辩证看待其属性,深入理解会计信息产权的本质。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科斯定理、合成谬误与囚犯难题

科斯的工作决不仅仅是对于社会成本问题的一个解答,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透视经济现象的新方法、新视角。这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用一般均衡的观点看世界;其二,重视约束条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在理想的没有“摩擦”的经济环境中,不可能有“对个人来说是对的,”也不会有“对社会整体来说是对的,但对个人来说却不对”的事情。这是科斯定理的另一种表述了。“合成谬误”的传统分析不仅与科斯的新的方法、新的视角相背离,也与科斯定理的基本内涵相矛盾。而“囚犯难题”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冲突的传统分析同样也与科斯的新的方法、新的视角相背离,并与科斯定理的基本内涵相矛盾。     

自由交易能否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科斯中性定理的逻辑缺陷审视

科斯中性定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崇尚的基于帕累托改进的自由交换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上还是理论逻辑上,科斯中性定理本身却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体现为：（1）它主要满足于存在两个当事者时的逻辑分析,而没有考虑多人交易中存在的核配置困境;（2）它没有考虑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这涉及交易的可行性问题;（3）它还没有考虑当事者偏好的环境依赖性,这涉及交易的意愿性问题。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因财富差异造成的交易能力差异,那么,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显然,这是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革命。通过对科斯中性定理中逻辑缺陷的剖析,也就揭示了自发市场秩序在扩展中的基础性障碍。     

广东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

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一个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才是有效的企业制度广东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演变历程表明,民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实现民营企业向现代公司制的转变     

我国出口退税新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高出口货物国际竞争力。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促进外贸出口持续发展。一个符合硼规则且有效率的出口退税机制应当具备出口产品结构最优、财政负担均衡、税企权责对等三个基本条件。我国应不断完善现行出口退税机制，在坚持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财政分税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出口企业三赢的局面，促进我国外贸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