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及对策

对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逐年降低,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上升。基于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数据,本文从部门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角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及政府三部门的储蓄率变化进行剖析,同时,建立计量模型对问题的变化原因做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比例,实施减税降负、促进消费的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企业对劳动者支付水平等。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及调整方向

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而造成该现象本质原因是中国和美国贸易结构不平衡.本文通过计量模型找出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中国出口退税机制和两国储蓄率的高低,并为中国调整贸易顺差、优化贸易结构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中国居民储蓄率真的过高吗?——事实与原因的综述

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抨击提醒我们认清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的重要性。不同的计量方法下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差异表明研究成果只有在使用同样的定义、同样的度量方法和类似数据来源的情况下才具有可比性。在对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和原因的分析中,高经济增长率、人口结构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一直是讨论的热点,随着资金流量表数据的丰富,储蓄结构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实证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对中国储蓄率是否过高下判断。     

中国城市化与居民储蓄研究

本文利用1992年-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居民储蓄进行了实证研究,力求在居民储蓄率、城市化程度的测量两个方面体现出新意.本文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化的程度有所高估.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储蓄率受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全国国民储蓄和投资,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速.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这种影响将逐渐削弱.     

房价上涨能够解释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吗?——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能解释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相反,各产权类型的居民储蓄率与房价上涨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对于租房家庭,房价上涨显著降低其储蓄率,没有发现"为购房而储蓄"的现实动机。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会显著降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而不会影响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商品房家庭储蓄率对房价变动的反应更敏感。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新农保对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对于60岁以下的参保居民,新农保并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储蓄率。由于大多数居民的新农保缴费额仅为100元,预期未来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额较低,因此无法通过财富替代和降低风险的渠道减少家庭储蓄。与此同时,本文发现,新农保显著降低了60岁以上居民的储蓄率,这些老年人不需要缴纳保险费而直接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养老金领取额(约每年660元)占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了22.4%,直接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新农保要更大程度地起到促进居民消费的效果,需要采取措施激励人们缴纳更高的保费,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替代率。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等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分析

从纵向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4%最高升至2008年的53%,目前仍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从横向看,2011年美国储蓄率是15.8%,日本是21.7%,欧盟27国是20.3%,印度是32%,巴西是17.2%,新加坡是51.5%,中国是50.3%。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我国之所以能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可能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住户部门消费倾向总体偏低;(2)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户部门因此需为子女教育、住房和未来的养老、医疗进行大量储蓄;(3)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推高储蓄率;(4)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     

持续性储蓄率差异与中美间资本流动的调控

持续性储蓄率差异是指两国间的储蓄率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内都保持较大的差额,其国内存在着方向不同的投资—储蓄缺口。与偶然性储蓄率差异的影响效果不同,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并不仅仅会带来国内的资产泡沫,而且会在两国间形成规模巨大的资本流动。笔者通过对中美间资本流动状况的分析,研究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中美资本流动的影响效果与趋势,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中美间资本流动调控的整体思路与方案,为我国正确处理国际资本流动,建立国际资本风险调控的政策体系等决策提供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

本文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1988、1995、2002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储蓄率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下降,但城镇家庭储蓄率却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上升。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城乡二元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解释上述结论。考虑到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本身不会降低居民储蓄率。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

利用1992--2007年的三部门储蓄率建立回归模型作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仅是因为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对最终消费率同样有很大反作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是致使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加大政府转移性支付、增加公共消费、完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等措施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促进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     

战后英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化及特征分析

储蓄是一个经济体为在未来创造收入而留出部分产出的过程。1970—2000年期间,英国投资率在15%～25%之间波动,储蓄率在15%左右徘徊,具有成熟发达国家的特征。战后英国投资率不是很高,但投资率一直都比储蓄率高,而且投资效益比较高。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

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日本高储蓄率的经济效应及启示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储蓄率居高不下,这样的高储蓄率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日本陷入"高储蓄两难"的困境,带来贸易不平衡,加剧了日本与欧美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导致产业空洞化,最终导致日本经济的停滞和衰退。目前,中国也出现了高储蓄率状况。因此,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有效使用过剩的储蓄资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开拓消费市场,加快消费需求增长;发展资本市场,拓宽和优化投资渠道;缩小经常账户顺差,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等。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居民储蓄率与证券市场流动性分析

储蓄和股市都是大家所普遍关心的两个概念，我国的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尽管国家有针对性的多次降低存款利率，开征利息税，二是证券市场经10年发展，规模不断扩在,但存在着重筹资，轻交易，重调控，轻流动的特征，而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引导储蓄转化是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是不是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的强弱变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的高低变化呢？两者究竟存在不相关关系呢？本文首先在界定居民储蓄率与证券市场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实证分析来揭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对之进行理论探讨与分析。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

本文利用1992年-2007年的三部门储蓄率建立回归模型做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仅是因为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对最终消费率同样有很大反作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是致使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加大政府转移性支付、增加公共消费、完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等措施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促进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