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国的选择与实践

受制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行为体往往倾向于"搭便车"战略,由此导致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在国际关系现实中,由主要国家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增加供给以缓解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困境,成为当今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实现的重要途径。作者以联合国会费缴纳为例,在同其他有代表性国家的比较中描述了中国在2001-2010年十年间对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外交选择和实践,并尝试解释其原因。比较的内容包括会费的缴纳数量、发展趋势和供给态度。在对中国的外交选择和实践进行解释方面,尝试在国际实力分配、社会性互动关系以及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定位同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选择和实践之间建立初步的因果关系。最后借助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的成果,对中国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的外交走向做出初步的预测分析。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践

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投身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引进了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展多边合作。与发达国家建立政策对话和交流机制,引进先进气候友好技术和成功经验,并一起推动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建立了南南合作机制和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产品等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

关于国际合作的现有研究通常不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进行具体区分,从而忽略了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作者从国际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主要特性出发,建立并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了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及其可能的解决方式。公共产品如果不具有完全的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那么排他性的消费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就有可能建立,使国际合作成为可能。国家可以局部而渐进地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使得公共产品在较高水平上得到提供。这一过程形成了公共产品领域在国际合作上的特殊路径,即从不平衡到逐渐平衡,从小范围合作到广泛合作。这种非平衡性和层叠性同时也受到国家间关系、现存国际机制和国家之间在其他议题上的合作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以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为考察对象,作者建立了分析国际合作可能性和路径特征的简明框架,为解释公共产品领域内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国际公共物品与美国制度霸权

霸权国自古就存在,但当今世界唯一的全球霸权国就是美国。美国在追求全球霸权的时候,并未完全采用历史上其他霸权国所推崇的以武力征服和殖民政治为主的权力霸权方式,而是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并且将其演变为政治上的支配权,对国际制度进行主导,即制度霸权。美国的制度霸权是指美国霸权与国际制度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制度为美国霸权提供了便利的权力资源,其本身也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公共物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被国际关系学者用来分析霸权,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霸权稳定论"。本文主要利用国际公共物品有关的理论来分析美国的制度霸权。     

全球公共物品分类：外交决策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是全球治理研究的新兴议题,现有的研究方法主要反映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特征和研究目的。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嵌入国际关系的学术框架内,从外交决策的视角观察国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不同方式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作者在借鉴统合全球公共物品传统分类法的基础上,根据国家供给的决策过程的差异,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区分为主动供给、被动供给和无意识供给三类;根据供给动机的差异,主动供给和被动供给又可依照积极和消极的向度各自区分为两类,不同种类的公共物品供给在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供给特征。该分类法将国家特征、外交互动和国际观念同公共物品的特性有机结合,并建立在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有助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展示国家在何种情况下愿意为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而非始终是搭便车者。该分类法进而为推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探索通过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实现全球治理提供研究的基础和分析的起点。     

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霸权稳定转向制度稳定,主要表现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日益多元化。由于霸权衰落,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相对不足,而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冷战后国际公共物品的三层次供给,即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持续安全与稳定,这个事实动摇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     

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霸权稳定转向制度稳定,主要表现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日益多元化。由于霸权衰落,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相对不足,而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冷战后国际公共物品的三层次供给,即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持续安全与稳定,这个事实动摇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     

国际税收竞争与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衡量一国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提供公共产品最主要收入形式的税收对一国的公共产品提供有着莫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给原来只受本国税收政策影响的各国税收收入带来了很大的外部冲击。国际税收竞争理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焦点。西方的税收竞争理论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的前身及理论渊源,该理论的主导观点即“税收竞争导致公共产品提供缺乏效率”。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同样认为,国际税收竞争会导致税率下降,税收收入减少,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本文结合西方经济学界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的现有研究成果,批判分析了其对公共产品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启示。     

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决策的影响研究: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产能过剩企业是否会主动选择进行产能合作?针对该问题,文章基于2014～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具体影响,并比较了产能利用率对投资、贸易、承包工程3种产能合作主要方式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国际产能合作,同时,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还受到企业内部研发强度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企业自身较高的研发水平与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了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随着产能利用率的增高,企业会从出口贸易转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承包工程这两种国际贸易方式。文章从企业层面揭示了产能利用率是影响企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首次探究了产能利用率在企业国际产能合作决策选择上的作用,为当前抑制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决策依据。     

国外技术研发外溢对我国生产力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国内外研发变量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分别以公共物品、进口份额和FDI三种方式定义国际研发外溢,对研发外溢的不同途径对我国生产力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吸收国际研发外溢主要通过公共物品形式的渠道,并且国际研发外溢和本国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协调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以及协调政府与私人在研发中的作用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述评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多年来的争论可以归结到科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三个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集体行动,现实中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构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将国际气候合作看作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当作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认识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能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困境与出路——从构建可再生能源国际法律、政策体系的角度

为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依赖国际合作。相关国际组织与行动在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但目前凸显出的一些问题也妨碍了它们功效的发挥。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作为成果的协议、行动计划的法律约束力淡弱等。因此，构建可再生能源的国际法律政策体系及代表全球利益的专门组织是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前景所在。在此基础上，该文得出处理我国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问题的一些启示。     

经济不振使各国倾向保护主义政策

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际合作、打击保护主义势力，现在中国的政策比以往任~o-JS,：t候都更加重要。     

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演进：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

双边税收协定是协调国际税收合作、塑造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网络数据库，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整体特征、内生演化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了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演进。研究发现：自1980年起，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呈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该结构日趋稳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核心区的占比有所提升；“强者愈强”的累积优势和“能者居上”的吸引力是不同时期驱动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形成的重要内在机制；此外，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及地理特征相关，且经济特征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的发现对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提升话语权具有政策意义。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与多中心理论论略

随着社区建设的迅速发展,社区公共物品高效、优质供给的重要性凸显。西方国家公共物品治理的多中心理论为分析我国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要解决目前我国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需要进行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创新和政府治理革新。     

全球排放贸易体系:一个幻想?

目前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未来应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文质疑该观点,提出:1)全球排放交易体系的福利效果并不确定,可能主要能够降低的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可能造成福利下降的后果;2)各国参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致力于形成"林达尔均衡",而不是全球排放贸易体系所代表的"瓦尔拉斯均衡";3)推动全球排放贸易体系的动力在于发达国家产业集团对规制的偏好和利益,而发达国家优先采取排放交易政策,主要是出于国内及国际政治考虑,而非因为全球福利最大化;4)发展中国家在考虑国内气候政策时面临选择的困境,需要谨慎考虑。     

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泛化与细化：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例的研究

针对国内学术界存在泛化理解国际公共产品(IPG)概念的倾向,文章分析了这种倾向产生的根源和造成的问题,提出正确使用IPG概念所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并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例讨论如何对IPG做出正确的细化分类。文章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IPG,不加以细致的分析,笼统地用一个IPG概念予以涵盖并进行研究,这不仅在理论上不适当,而且在实践中可能造成相关政策的混乱。文章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其中,自然力型IPG的作用显著上升,社会演化型IPG的演化速度加快,由国内公共产品发展而来的IPG正发挥其重要作用,在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类IPG大量出现的同时,由一国提供的IPG也快速发展,而理念目标型IPG将成为各国间新的竞争点。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国情意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为此学术界多方面提出了应对和解决这一短缺问题的政策建议，集中了如何解决资金或成本分摊问题和公共物品的决策问题。这些建议不无启发意义和现实性，但是皆存在一个问题，忽视了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的国情基础。本文力图在分析当前学术界的观点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物品的国情意识——9亿农民，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来实现和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现实问题。     

试论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及其缺陷——以国际安全制度与人权制度为例

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具有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能获得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的赞同或同意。当今的国际制度如国际安全制度和国际人权制度就分别具有提供国际安全和人权保障等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并且也能得到大多数行为体的赞同,但同时又在这两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缺陷。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缺陷的根源体现在体制和文化两个方面。体制根源表现在主权国家的选择、决策程序以及监督和执行上的不同规定;文化根源体现在国际制度中的多元价值观冲突、核心价值观变迁以及不同行为体对相同价值原则的不同理解。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缺陷不仅降低了国际制度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而且还使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赞同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多中心理论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创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建设新农村背景下重要性凸显。西方国家公共物品治理的多中心理论为分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要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其合理选择是构建农村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