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财政分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财政分权对绿色增长的有力支持是实现新时代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文章选择2000—2015年29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贸易开放、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贸易开放、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关联进行探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贸易开放能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政策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明显强于自然贸易开放;政策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且对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化影响。据此提出加速推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强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实施差异化贸易开放政策等针对性建议,以期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并借助动态面板模型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分析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途径方面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来说,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对自主研发产生挤出效应,弱化了自主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而对技术引进则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增强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     

科技创新促进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采用2001—2016年沿海省市面板数据,测算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大幅波动后趋向平稳的状态,年均增长率为2.85%,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而非技术效率指数;科技创新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之后,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在海洋经济同样步入新常态背景下,必须坚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人力资本构成、生产率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198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构成和生产率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和低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高技术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两种层次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依赖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最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距离,高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生产率差距较小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较大,当生产率差距较大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依赖于低技术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工智能、技术外溢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通过推动节能降碳、完善环境治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助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攀升。从人工智能视角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选取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厘清并检验人工智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次，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外溢的遮掩效应强化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后，分地区样本的考察显示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相较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地区与行业差异的视角

采用2000-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受到前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显著影响。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符合“威廉姆森假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中部地区显著。第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促进效应最为显著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构建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混合距离函数的EBM—GML指数测算并分解2012—2019年我国城市GML(生产率指数),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测试环境规制对城市GML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会阻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则会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了环境规制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势呈倒"U"型,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导致绿色悖论效应;QR-PD模型进一步显示,不同分位点和区域上环境规制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激励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网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内大循环中技术循环的经验分析

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研究网络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传导机制,利用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两者空间相关性及动态变化趋势,构建基准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固定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显著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分别起到效率保障和技术载体的作用;两者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存在差异,网络基础设施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方面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实现技术循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可忽视。为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利用超效率EBM模型测度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参考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流转在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从样本期看，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其中东部地区的均值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影响效果看，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作用较显著；从中介效应看，人口老龄化显著地促进农地流转，且农地流转的中介作用为44.9%。据此从鼓励采纳农业绿色技术、完善农业生产退出保障、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人们科学认识乡村人口老龄化以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非合意产出,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以城镇化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OFDI对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城镇化的双门槛效应,即当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的正效应不明显;当城镇化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而未到达第二个门槛值时,OFDI显著驱动了TFP增长;当城镇化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对TFP的正效应愈发强烈。(2)样本期内中国各地区OFDI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普遍位于中高值区间,且二者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人口老龄化将降低服务业生产效率吗?——基于1993-2014年我国省际人均GDP的门限模型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与服务业发展滞后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两大难题,人口老龄化会进一步降低我国的服务业生产效率吗?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各省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工具变量法,结合我国199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性更强。基于该结论,本文进一步构建双重门限模型,采用人均GDP作为门限变量,测算出人口老龄化影响服务业生产效率的门槛水平。门限模型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基于人均GDP的显著区间效应,当人均GDP低于第一个门槛值(5.781)和高于第二个门槛值(6.428)时,人口老龄化都将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后者的负向影响更大。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效果与预期不一致,往往受到要素禀赋约束而导致偏离。该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建立了以人地比例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并基于2004-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论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以资源禀赋为门槛的非线性效应;(2)随着人地比例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特征;(3)不同地区门槛水平的分布呈异质性特征,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农业增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视角切入,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应。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过去的农业要素错配会影响当前的要素错配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化肥使用量、机械投入量的配置效率,其配置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在替换变量和分阶段检验后,其配置效应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可知,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配置效应明显大于中东部地区,对资源配置过度地区的配置效应明显大于资源配置不足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能有效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文章从城市层面深入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为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