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湖北省恩施州的农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个人发展能力,对农民工回流以及回流后自主创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回报,这也正是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主要原因。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有着促进作用,尤其会增加农民工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通过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返乡创业的积极效应,也反映出在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农村市场化的滞后和社会支持的不足。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台。     

产权保护与财产性收入——来自微观家庭的证据

不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可能是造成中国家庭缺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原因.因为,产权保护的不完善,一方面会促使家庭更少的投资金融资产,另一方面也将促使家庭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掠夺”和防范“掠夺”等非生产性活动.本文基于中国微观家庭数据的研究证实,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显著且可观地提高了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以及家庭享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具体来说,如果样本城市的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一个标准差,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将会因此增长约91个百分点,家庭享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则会因此提高约4.76个百分点.因此,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可能是增加中国家庭财产性收入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禀赋不均、信任水平与财富增长——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证据

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容易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而信任水平的下降不利于社会发展与财富增长。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在动态的信任博弈实验中引入一个真实努力任务,研究了不同来源和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的影响,进而考察了不同形式的禀赋不均是否通过信任传导机制造成了不同速度的财富增长和新的财富分布。本文的实验结果发现,相比于完全平等的初始禀赋分布,当初始禀赋分布存在较低程度的不平等时,平均信任水平较高且财富增长较快。但初始的禀赋不平等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时,平均信任水平和财富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同时,当初始禀赋存在不平等时,基尼系数会自发地降低,当按劳分配的机制造成的初始禀赋差距过大时,就会抑制基尼系数的自发调节。当且仅当初始禀赋差距过高时,禀赋不平等的来源会影响财富差距的调整。     

生态农业、效益农业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效益农业，对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农业与效益农业既有共同点，又具有不同的特征，是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     

政治资源禀赋的经济效应——来自长征沿线地区发展的证据

本文首次采用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作为政治资源禀赋的长征事件对我国县域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地理环境等先天发展条件类似的周边非长征县,长征这一因素使得沿线县级政府的预算支出和预算缺口更高,然而它并没有使当地GDP以及人均城乡收入获得相对提升。对于长征经济效应的产生机制而言,一方面,长征因素使得沿线县更容易获得革命老区县和国家级贫困县"帽子",从而可以获得更多转移支付资金扶持;另一方面,长征沿线县也会出现更多财政资金违规使用金额,支出更多的行政管理费用,以及承担更多的财政供养人口,进而增加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拖累因素。在政策内涵层面,我国中央政府需要加强对长征沿线地区政府预算支出的监督管理,确保扶持资金的使用规范性和有效性,以最终实现长征沿线与周边非长征沿线地区的平衡发展。     

产权制度的社会关系效应——来自农民村社交往格局的微观考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农村土地及其权益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并成为塑造传统村社形态的重要诱因。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密度和关系型交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权稳定性相对不足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高的村社交往频率,一方面,通过筑牢亲友关系以提升地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非亲友交往频率以强化地权排他能力。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历史遗留的人地矛盾能够形塑农民的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而人地关系的变动则会动摇地权稳定性以及相关联的村社交往秩序。此外,由成年男性表达的谈判优势和由体制内就业表达的政治资源,是农户家庭地权竞争实力的重要力量,并对农民基于地权竞争而开展的村社交往具有替代效应;“乡政”对“村治”的管制和地权法治化,则将会弱化基于地权排他的关系缔结。笔者强调,中国农民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地域比较、政策构建与创业激励——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创业激励政策分析

地域特点、政策构建和创业激励具有内在关联。与中关村、东湖、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创业激励政策相比较,长株潭示范区创业政策制定缺乏主体性,政策内容和政策执行还存在不足。优化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业激励政策,须通过完善机构职能、实现多元主体协调,突出战略性和创业激励政策的整体性,并从创业教育、创业贷款和创业投资政策方面完善创业激励政策的具体内容;通过舆论宣传、组织保障和动态评估提高创业政策执行力度。     

欠发达地区生态农业建设模式与效益分析——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

江苏省宿迁市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是宿迁市的第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宿迁在建市之初,就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打造生态品牌。宿迁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不同的生态农业模式:轮作倒茬,协同进化;农林牧副渔一体化,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协调原理;庭院型生态农业建设模式:鸡粪→喂猪,猪粪→沼气,沼液、沼渣肥田,生物链索式相互制约等,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为欠发达地区生态农业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地区竞争、资本禀赋与环境规制——门槛识别与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环境规制失效问题出发,将财政分权变量分成事权与财权,以体现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地区竞争约束下环境规制作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地区竞争对环境规制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处于双门槛值之间的样本具有更强的竞争激励,其规制治理投资并不能带来环境的改善,更多的是一种"表面文章";较高资本禀赋的地区已经显现出较好的规制治理效果。本文还发现,地区竞争对环境规制的负向影响是显著的;财权与事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呈现不同方向,其中事权分权将导致环境污染的增大,财权分权与此形成反向力量,同时实证结果显示,事权分权也没有强化地区竞争的显著证据。笔者认为,进一步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安排、改变当前绩效考核与晋升体制,尤其是改革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发挥市场决定性力量是有效治理环境规制问题的根本方案。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农业支持政策效果评价:农户认知视角——来自恩施7村42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

基于湖北省恩施州7个村42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参与农业支持政策的情况、农户对农业支持政策效果评价情况进行分析。在使用政策效果评价模型评价当前的农业支持政策效果时,其评价值最大的为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评价值最小的为农田水利政策;农户特征中户主为女性、年龄大、家庭人均收入高、农户家庭劳动力学历高、家庭劳动力多的农户对政策效果的评价高。结合当前农业支持政策存在问题,给出调整和完善农业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减税激励与企业债务负担——来自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证据

小微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微观基础,降低小微企业债务负担,推动小微企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税收优惠是国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减税政策的效果如何尚不明晰。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基于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带来的冲击,使用群聚(bunching)方法考察了减税激励对小微企业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部分企业通过操纵应纳税所得额享受到了税收减免,并使得操纵区间内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降低了6.83%。反事实估计减税的政策效应发现,企业所得税负每下降10%,则其流动负债会平均降低16.62%,流动负债占比降低1.65个百分点,同时企业利息支出下降21.9%,财务费用下降16.86%,这为减税政策缓解企业债务负担及化解杠杆风险提供了微观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讨论了减税政策的动态效应及对企业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减税政策显著降低了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为国家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