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保投融资政策走过四十年

40年来,我国已经建成了多渠道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但也存在着环保投融资机制不健全、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总体上仍处于"旧账未还、新账又欠"的阶段。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投入是执行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保障。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投入对治理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作用,并一直致力于增加环境保护投入。40年来,我国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不断完善,投资渠道逐步拓宽,投资总量逐步增加,投资效益逐步提高,这与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保行为的传导机制研究

从企业的目标函数和生产函数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机理,并讨论了排污权交易政策下企业的环保行为选择。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要素分配,从而影响企业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环保行为决策;在排污权交易政策的作用下,企业主要采取不同的污染治理投资策略来满足该政策的规制。基于此,政府应制定配套政策和措施,引导企业沿着“政策遵从—环保投资策略—新环保技术采纳”的行为选择路径进行行为决策,以实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目标。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山西省转型时期投融资政策研究

山西省转型时期的投融资政策取向 ,决定着山西省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山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下 ,山西省的投融资政策必须进行整体调整和设计。文章在分析山西投融资体制现状的基础上 ,从政府和财政、金融及投资环境等方面对山西转型时期构建山西省投融资政策体系 ,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绩效——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113个重点城市1993-2009年工业三废排放量、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统计量等大样本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对1998年实施的"酸雨控制区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控区"政策的施行使得污染治理总投资增加46.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增加44.1%,"两控区"政策的出台明显改善了工业二氧化硫污染治理效果。研究结论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以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不同属性的检验。研究为评估环境政策总体效果提供了借鉴,探讨了环境政策的影响路径,并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对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我国环境税体系的发展设想

正在当前的后经济危机时代中,我国应该分两个阶段构建环境税体系,循序渐进式地往前推进。第一阶段:以税收优惠为主,对企业的环保行为进行鼓励。对于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先不进行惩罚,而是优化当前的税制结构,精简税制,重整体系,主要依靠政策引导型环境税体系来鼓励企业节能减排的行为。具体来说,应该以减少     

日本环境保护政策与经济措施

1．日本环境保护的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的环境政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末端治理对策时期。时间跨度从1953年起、历经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和1968年的《大气污染防止法》，到1971年设置环境厅。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到2000年。其间颁布了《环境基本法》（1993年），制定了第一期《环境基本计划》，这段时期是环保重点从可持续性发展向循环型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阶段以2000年确定第二期《环境基本计划》和《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为标志，环保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论资源环境优化产业升级——以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为例

本文以日本战后重化工产业结构调整为例,分析日本通过节能环保成功促进产业升级的要素与经验。二战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和资源环境保护,以1973年为分界点,呈现出"重工业、轻环保"、"重环保、促发展"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在70年代,面对产业结构偏重,环境污染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日本以节能环保为目标,通过实施环境一体化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公害治理投资比重;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出口产品向知识密集型产品过渡;强化环境立法、促进企业减排;鼓励节能环保科技研发等综合手段,促使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环境依存度较低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日本经验对现阶段我国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环保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分区域省份数据的面板回归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针对环保投资与城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三项环保投资在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层面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但是对东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各区域城镇化水平均呈现负的影响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于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均为负。     

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的投融资策略选择

从总体上说,中国环保产业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文章研究发现,中国环保产业仍存在投资总量不足、融资来源和投资主体单一、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需积极拓展投融资思路,实施创新性的环保产业投融资策略。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阐述,提出了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扩大环保产业投资需求,拓宽投融资渠道等多种策略选择。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变革,环境投资在这一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少量环境支出的情况下,激发微观企业自主环境投资需求并缓解企业环境投融资约束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和健全环境规制,从而在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基于2004-2015年全国284个城市工业生产、污染防治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数据,文章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未能显著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形下,金融发展能协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这表现在,金融发展协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效益但未对城市经济效益产生冲击.机制分析表明,协同作用能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提升城市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揭示,环境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弱等显著削弱了协同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升金融部门资金配置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关于我国开展资源环境审计的若干思考

目前影响我国生态环境的重大环境问题时有发生,为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标,发挥审计在企业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对于资源环境审计的内容进行了探讨,重点关注环保资金筹集与支出、资源环保政策落实、污染物治理、资源利用及环保投资项目与建设项目情况.     

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融资战略新思维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企业投融资战略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投资战略方面,企业要重视低碳环境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找准所在行业的低碳切入点,建立科学的低碳投资决策方法体系,同时要站在战略高度来看待低碳投资的回报问题,充分重视技术进步对行业的影响.在融资战略方面,企业要善用政府政策进行低碳融资,谨慎选择负债融资,同时要努力吸引国外低碳资金的注入.     

我国出口补贴转变为技改补贴的有效性分析

文章探讨了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以产量竞争的方式争夺出口市场的情况下,本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技改投资进行补贴的理论依据。通过两次运用两阶段博弈,文章对由补贴政策、企业技改投资、产量和利润水平决定构成的三阶段博弈进行了因果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本国企业技改投资补贴有利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产量、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也有利于本国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对外国企业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则形成负面影响。这一政策可接替在未来实施中具有不确定性的出口补贴政策。     

PPP模式在我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较为单一,基本上以政府投资为主,资源利用效率低等缺陷,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融资机制对于我国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通过介绍国外普遍使用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投融资模式,对适用于我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形式的内涵、具体结构及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在我国未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方面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我国工业企业生态效率及污染治理研究

为了消除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实证研究2008-2011年我国31省份的工业企业生态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企业生态效率确实受到工业污染物治理投资,政府环保政策,轻工业、重工业结构和企业RD投入等环境变量的影响;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之后,大部分省份的生态效率下降明显。对工业企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必须修复公众、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加快环境保护监管制度创新和扩大公众参与程度。     

排污费、环保补助与中国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来自中国30个省份的经验数据

运用基于SBM的网络DEA方法将污染物治理纳入工业企业环境效率测算,测度了2003~2010年中国30个省份整体环境效率及生产、治理两阶段的环境效率,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具有负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环保补助却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环保补助对其积极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负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环保补助更显著地提高了生产阶段的环境效率;西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环保补助对其积极影响则源于提高治理阶段环境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制市的分类演进过程与规律分析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对城市的分类进行研究,对于优化我国城市体系,分类制定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行政区划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行政区划管理实践的视角构建了建制市分类体系。在系统梳理1978—2018年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事项和历年城市行政区划设置情况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制市分类体系和各类建制市设置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5年的分类体系规范化阶段、1986—1997年的大规模调整阶段、1998—2009年的停滞阶段、2010年至今的恢复调整阶段。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政策的关联性、逐步规范化、转向以行政级别划分为主等方面,总结了建制市分类和各类建制市发展演变规律,对改革城市行政区划体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