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数字经济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调节机制与异质性检验

本文应用我国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进 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总体上呈现“U”型特征，而东部地区已经呈现单向的正 向影响。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且有助于降低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本文的结论对于数字经济 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2)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

文章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20年能源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能源碳排放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将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纳入同一框架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能源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水平而降低能源碳排放效率。因此,应坚持新发展理念,优化绿色绩效考核,科学合理地选择和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励企业绿色转型,从而实现能源碳排放效率进一步提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构建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响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短期抑制作用与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较显著；绿色经济发展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进步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作用程度较小。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绿色发展——基于动能转换和地理结构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0—2018年245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科技通过推动供给侧绿色技术创新动能和需求侧产业结构升级动能进而促进绿色发展。从地理结构看,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发展,随着各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替代关系。从区域上看,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最强,中部稍次,西部最弱。从内部渠道看,金融科技通过降低排放消耗和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发展。从外部环境看,环境监管和金融监管处于动态中性有助于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本文为高质量实现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完成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思路借鉴。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智能化如何提高地区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使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目前,中国制造业存在能耗高、污染严重等问题,在智能化发展迅猛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实现智能能源、智慧能源的目标,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6年中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研究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得到的结论如下:(1)智能化促进能源效率,即增加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2)随着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加强;(3)环境规制加速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作用;(4)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智能化更加促进能源效率;(5)不同地区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作用不同,西部地区智能化的作用最弱,但调节作用最大。政府和企业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完善环境规制和合理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来应用智能化技术,提高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