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2015年6月阿里研究院提供的中国29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从省域和城市两个层级分析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整体偏低,省域层级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由高到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市层级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区与内陆之间、各省区主要地级市与次要地级市之间两种分异并存。2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等级规模结构呈现省域层面均衡分布,首位省区的垄断性较弱;城市层面发展水平差距较大。3城市电子商务主要处于"低网购—低网商"和"高网购—高网商"两种发展状态,电子商务发展的"两极化"现象比较严重。4热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海峡西岸及珠三角经济区;冷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新疆及云南部分地级市。5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人口规模、受教育程度、信息化程度及信息基础设施是影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城市居民应用电子商务的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化程度、信息基础设施影响显著;企业使用电子商务的水平则受人口规模、信息化程度及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影响显著。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7—2019年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动态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分布、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五大城市群间表现为非均衡特征。(2)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距,但城市群内部差异不大。(3)从收敛特征来看,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显著的β收敛特征,加入影响因素后,收敛速度增加。(4)政府治理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数字普惠金融、人口规模和地方财政自给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人口规模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演化特征

以韧性城市理论为基础,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2008—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从时序演进角度看,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总体水平呈向好发展,但韧性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呈显著扩张态势,其演变周期可划分为“波动—提升—共生”3个阶段。(2)从空间分布角度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性较大,韧性高值区集聚于上海、浙东北、苏南地区,并由此区域向外呈层次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扩散趋势;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呈良好发展趋势,已形成以四大地区为首的热点区域空间集聚特征。(3)从空间转移角度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等级的空间传递性较为显著,邻域背景下的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城市形成各自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现象,等级转移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最后,提出要全面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整体提升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测度及敛散性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在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构建各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文章通过构建农村生态文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2010—2019年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空间相关性以及敛散性。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整体的农村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各地区之间仍存在差异,也基本稳定在没有低水平发展区的局面下。长三角地区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并未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其中,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生态文明发展起显著正向作用,并基于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空间收敛视角下中国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演变特征

利用收敛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区2006—2016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差异的演进特征进行定量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结果表明:(1)无论是全国层面、区域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研究期内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2)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空间差异表现出σ收敛特征,σ系数在考察期内都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地区分布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北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但不存在条件β收敛;(3)土地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主要因素,但不同变量对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收敛过程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4)应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确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重要参照,通过规划约束、市场引导等抑制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无序扩张。同时探索城市存量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理论和方法,指导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及新增建设用地空间配置。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2)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3)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各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差异较小;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水平偏低,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3)从空间相关分析来看,全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各城市之间呈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局部上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研究——以珠海市为例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和SPSS分析软件,对珠海市三类主体功能区典型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共性及差异性、公众特征与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相关性进行系统分析,为珠海市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意见和建议。结果表明:(1)三类主体功能区公众在空气质量、声环境质量、工业污染、政府信息公开、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满意度具有共性;(2)三类主体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发展区、集聚发展区、提升完善区;(3)提升完善区和集聚发展区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与公众受教育程度、年均收入显著相关,生态发展区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与公众性别、职业显著相关。     

海绵城市建设时空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江苏省各地级市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低影响开发理念,从弹性功能、净化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方面构建江苏海绵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海绵城市建设的发展进程以及空间差异状况。研究发现:(1)2008年是江苏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转折点,之前海绵城市建设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而之后呈现平稳增长趋势。(2)江苏海绵城市建设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明显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状态。(3)从海绵城市建设的速度来看,江苏省海绵城市建设呈现"北快南慢"趋势,表明省内建设水平的空间差异趋向于收敛趋势。据此,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中苏北追数量、苏南讲质量以及全省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等建议。     

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有效治理城市病

当前,贵阳市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显著提升时期。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中小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趋势不断加强,一方面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人均机动车拥有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贵阳的高原复杂地形和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导致以交通拥堵为代表的城市病日趋严重。与此同时,贵阳市还面临大气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易破坏难恢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贵阳有必要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城市病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     

中国旅游生态安全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利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04—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生态安全进行测度和分析,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探究影响旅游生态安全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2004—2013年不同等级旅游生态安全省份在空间分布上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呈现由沿海向内陆拓展的梯度等级分布规律;中国旅游生态安全整体水平表现出波动减弱、稳步提升的趋势,正处于由低级向中级过渡的阶段。(2)不同等级旅游生态安全省份的空间集聚分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其空间集聚程度整体表现出先减缓后增强的趋势;在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中,HH集聚类型省份呈现显著的"沿海化"分布特征,LL集聚类型省份表现出明显的"内陆化"分布特征。(3)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旅游外汇收入、园林绿地面积、旅游从业人数、游客接待量与人口数量比、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环保支出占GDP比重是影响2004—2013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     

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7年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具有"中心高边缘低"和"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污染集聚高值区和低值区基本保持稳定,具有"路径依赖"特征。②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工业污染集聚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的工业核心县(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的工业欠发达县(区)。③工业污染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性,工业污染集聚与人口密度、经济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之间呈现正相关性,与技术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性。④工业污染集聚不仅受本县(区)人口密度、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受其相邻县(区)工业污染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冲击。研究认为,城市群内各县(区)应加强工业项目协调发展,促进污染联防共治,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经济外部性对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的影响

保险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工具和重要途径,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不同城市发展保险业的动力机制和模式选择存在差异。文章采用2006—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的保险业数据分析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从经济外部性视角分析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保险业规模快速增长,样本期内,保费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8.56%;城市间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差异和集聚水平呈现下降趋势;②中国保险业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热点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相对优势地区为东部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东北与西北地区的部分城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高—高集聚模式;③经济外部性影响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发展,制度外部性、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保险业具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制度外部性影响最为显著;④城市所处区域、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对经济外部性影响保险业发展具有调节作用。     

中国城市专利质量评价及时空演进

城市专利质量是衡量一个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构建包含城市专利结构质量、法律质量、技术质量、运营质量的城市专利质量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8年全国279个城市数据,使用动态因子分析法测度并评价城市专利质量。通过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区域差距指数、全局莫兰指数以及LISA散点图、条件收敛方程等工具研究中国城市专利质量时序与空间演进特征。研究表明:(1)相比专利数量,专利质量能做出更全面科学的评价。(2)从时序维度看,中国城市专利质量呈缓慢上升态势,可提升空间较大。(3)从空间维度看,中国城市专利质量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高、低—低、高—低、低—高集聚类型并存。同时,东高西低的特征表明空间不平衡现象凸显。(4)中国城市专利质量总体上呈现出条件收敛情形,除中部地区外其余地区均出现俱乐部收敛情形。     

基于省级尺度的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促进工业生态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2005—2017年各地区相关数据,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生态效率,并借助空间计量分析模型考察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与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2005—2010年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较为稳定,效率值始终在0.760上下浮动,自2011年后开始出现明显波动,并呈现出"两极化"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高效率区域,而低效率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高的省份与工业生态效率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均相对集中。③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阻碍工业生态效率的提高,研发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余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基于上述结果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地级城市餐饮业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大众点评网”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3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众点评网"餐饮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详细分析了中国餐饮业在市级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国各城市间的餐饮数量差异远大于餐饮种类差异;平均餐饮数量和平均餐饮种类都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餐饮规模的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存在明显的等级性和"东多西少"的格局。(2)"大众小吃快餐"、"传统国内菜系"、"休闲时尚餐饮"、"外来国际餐饮"四大餐饮类型在城市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城市餐饮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各异,餐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于西部省份;餐饮多样性的空间分布较离散,高值大多数分布在我国中北部。(3)中国各城市餐饮规模在城市层面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呈现趋同趋势,更多表现为餐饮规模较小的城市更容易相互集聚。(4)5个因子能够解释城市餐饮规模变化的95%,各因子整体上对城市餐饮规模都有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水平旅游活力人口集中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但各因子对不同城市餐饮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每个城市其餐饮规模的主导因素并不一致,有些甚至对餐饮规模产生抑制作用。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区域差异与收敛——基于Zenga指数分解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287个城市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ESG分析框架,并采用Zenga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异与空间收敛.研究结论认为:一是从总体上,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IGG)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包容维度上升较快,绿色生态增长缓慢;二是IGG的Zenga指数呈波动式下降趋势,组间差异远大于组内差异;三是IGG存在空间条件收敛,社会包容的收敛速度最快,经济增长和绿色生态的收敛速度相当;四是IGG还存在俱乐部空间收敛,其中领跑者的收敛速度最快,跟随者的收敛速度最慢.为此,研究认为中国需制定合理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加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以期加快实现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