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背景下绿色产品技术创新多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绿色产品是降低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在考虑政府激励、惩罚、监管成本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等多因素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绿色产品市场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策略演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补贴、技术创新成本、消费者绿色消费效用等影响企业的策略选择。政府对企业绿色补贴存在最优值,补贴低于最优值时,随政府补贴额度的增加激励效率提高,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成本的降低、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效用的提高可以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

环境税为一项重要的强制性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财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会对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大影响。以沪深两市主板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有：第一，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环境税对异质性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具有一定差异性，环境税对国有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税对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影响不显著；环境税对采矿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表明，针对目前环境税实施状况，政府应当适当提高环境税税率，精细化税收相关规定，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的长效激励作用。     

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以燃煤电厂为例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为导向,集中各方优势助力环境治理。而在第三方治理的实际推进中,存在污染企业骗补和第三方企业治理不严等问题。鉴于此,以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燃煤电厂、第三方企业和政府的污染治理问题,讨论了不同情景下各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经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强度、补贴标准、罚款力度和环境税征收额度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引导与激励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有重要意义。提高政府监管强度可以强化罚款政策效率,促进第三方企业严格治理;专项补贴和监管强度的配合增强了政府监管下专项补贴制度的弹性,监管强度、环境税、专项补贴的策略组合比单一政策的实施更有效。     

基于投资溢出的研发联盟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考虑研发存在投资溢出与技术风险,建立了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了在政府研发投入补贴与产品补贴方式下,企业不同的研发和生产策略,通过理论和数值仿真,分析了不同补贴政策下的企业最优策略和相应的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在溢出效应较大时,政府宜采用研发投入补贴来提高社会福利;当创新难度和技术风险较大时,政府宜采用产品补贴方式提高社会福利,但两种补贴方式都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环境偏好和环境税视角下企业技术决策博弈分析

构建双寡头垄断市场下企业技术决策的博弈模型,并将消费者环境偏好和环境税引入模型。首先分析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对市场需求的影响;然后运用逆向归纳法探讨企业在环境税约束下的两阶段博弈;最后分析消费者环境偏好和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决策的综合影响。研究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降低了双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需求,激发了企业在没有环境税下采纳绿色技术的动机;当征收环境税时,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效益与环境税率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消费者的环境偏好与环境税引发的效益区间正比变动。     

政府补贴下区分制造商类型的合约设计

考虑政府补贴下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构成的绿色供应链.供应商通过对原材料和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来提供绿色产品,也因此能够获得政府补贴.政府依据供应链的最终产品数量向供应商提供补贴,供应商选择制造商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并除采购价格以外按一定比例与制造商分享政府补贴,制造商有生产成本等私人信息.在分析供应商和制造商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逆向选择模型,其中供应商提供包括供应数量和补贴分享比例的合约菜单,制造商从中选择一个合约或者拒绝全部合约,依据成本制造商可分为两种类型:较高机会成本和较低机会成本,通过优化合约设计,供应商对不同类型制造商提供不同的供应数量和补贴比例,以实现供应商收益最大化.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环境税的区域节能减排效果及经济影响分析

文章从地方税视角,以单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编制社会核算矩阵,利用GAMS软件构建了一个包含24部门的CGE模型,研究了环境税不同的征税环节和税率对区域节能减排效果及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两种征税方式和模拟的三档税率下,征收环境税对能源消费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也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单纯地征收环境税很难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2)在两种征税方式下,随着环境税税率的提高,地区产品"总调入"和"总调出"整体上呈增加趋势,且"总调入"的变化幅度大于"总调出",但"出口"逐步增加,而"省际调出"则趋于减少;(3)"消费性环境税"比"生产性环境税"的节能减排效果要好,但"生产性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要大于"消费性环境税";(4)如果环境税收入全部归地方财政,则由于它弥补了地方政府其他税种收入的减少,税收总收入反而增加。因此,文章建议采用"消费性环境税(UPP)",初期税率采用10元/吨,且以高碳商品为试点对象。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信号理论视角的解释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

政府补贴如何高效激励企业创新产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基于补贴强度异质性视角,以2012—2018年我国资源型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观测对象,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但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异质性的分析表明,补贴的最优区间在国有企业、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和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进而提升实质性创新产出,但目前资源型企业创新成果还未能普遍实现经济价值转化。     

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决策间双向动态耦合与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引擎产业——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将政府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资本、人员投入及创新收益同时纳入系统框架,研究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决策之间的双向动态耦合关系,然后基于动态面板门限回归研究企业创新收益与两类R&D补贴政策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以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的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证实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是提高创新收益的根本原因;R&D补贴对企业资本投入的“挤入作用”并不明显,但税收优惠能有效激励高技术企业在人员方面的投入;政府“低补贴、低优惠”的双低策略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     

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采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讨论了政府补贴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机制和效应。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政府补贴抑制企业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有效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模仿创新下的技术进步,但显著抑制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技术效率改善;政府补贴引发的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寻租、市场集中和投资过度是导致创新活动技术效率损失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通过补贴政策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保证竞争性市场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营造良好的创新支持环境来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Market power and output-based refunding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revenues

Output-based refunding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revenues combines a tax on emissions with a production subsidy, typically in a revenue-neutral fashion.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subsidies can alleviate output underprovision. However, when market shares are significant, endogenous refunding reduces abatement incentives and the marginal net tax or subsidy. If market shares differ,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will not be equalized, and production is shifted among participants. In an asymmetric Cournot duopoly, endogenous refunding leads to higher output, emissions, and overall costs compared with a fixed rebate program targeting the same emissions intensity. These results hold whether emissions rates are determined simultaneously with output or strategically in a two-stage model.     

信息披露视角下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无的放矢”到“对症下药”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财税补贴成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研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是财税补贴摆脱“无的放矢”局面,成功驱动绿色创新的诱导性前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过程中对信息披露表现出的决策依赖性,揭示了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具有诱导效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绿色创新绩效越突出;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具有动态递增规律,成长期企业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不显著。但从成熟期到蜕变期,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递增。基于信息披露视角补充了科技金融理论相关研究,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产学研合作创新补贴方式研究:以欠发达地区企业为例

针对企业创新行为给予补贴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见政策,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创新补贴发放形式上必须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考虑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同时引入创新投入分配比例系数并建立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创新政府补贴策略的最优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实施创新补贴策略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规模;在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下,随着学习吸收能力的提高,企业投入产出及社会福利均增加;相比之下,政府采取创新产品补贴策略时的各项产出均优于创新投入补贴。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