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开发——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模式选择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农村。由于中国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反贫困的难度很大,但从造成中国西部贫困的主要原因来看,西部的贫困主要是由其自然环境造成的,因此通过移民开发,实现人和自然资源的重新组合是实现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必然选择。     

贫困农民家庭面临养老的困境

贫困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现象。中国的贫困特点就是大量的贫困人口是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口,并且个人贫困与地区贫困高度重叠。将农村人口按地域分,西部贫困现象最为突出这些贫困人口贫困的原因当然有自身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自然和社会的因素,包括长期以来产业、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因素。贫困家庭的人群没有经济收入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也无钱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他们正面临或者将要面临养老的困境。     

构建少数民族贫困县贫困评估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及思路

国家民委公布的《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以少数民族贫困县最为集中。因此,从制定新的扶贫规划、重新确定少数民族贫困县、创新和调整反贫困模式及建立贫困监测系统等的角度看,必须构建包括贫困识别指标和贫困程度综合评估指标在内的贫困评估指标体系,以科学、系统、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程度,为反贫困战略的制定、调整和实施提供可靠依据。     

甘肃贫困人口的分布、成因及其扶贫对策

甘肃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比重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明显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通过对2013年我国和甘肃数据网给出的数据的总结分析,我们认识到甘肃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除河西经济区1之外的其它4个经济区,其中陇南经济区和民族经济区贫困县最多,陇东经济区和陇中经济区贫困县数量次之,河西经济区贫困县数量最少。并且其分布有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度深,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等特征。致贫的原因有: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地方政策没有针对性;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生态环境脆弱等。面对如此严峻的贫困形式,我们应该从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拓宽扶贫政策、加大扶贫力度、加强技能培训、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这几方面制定适宜于各贫困地区的扶贫对策,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分析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稳定性是多个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在分析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时空差异基础上,运用偏离—份额法,对2014—2019年重庆市涉及扶贫开发任务的33个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厘清了不同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和增长动力,最后针对不同收入增长类型区县提出了差异化帮扶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且空间分布由非均衡逐步走向均衡,但在收入结构上仍存在明显空间差异;(2)工资性收入是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主导来源,转移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第二重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比重持续处于较低水平;(3)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快速增长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区县绝大部分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竞争优势是导致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大多数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属于收入增长滞后性和结构优势推动型,地区竞争劣势损失是造成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滞后的主要原因;(4)县域之间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是导致各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研究

终结贫穷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提高生活质量一直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也是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题.据研究,目前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云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居全国前列.本文旨在分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由于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西部少数民族的农户行为有别于中国其它地区的农户.因此,运用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省市脱贫的理论和经验以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会经常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本文利用发展模型对云南省红河州各个县市的脆弱性做出了精确的计算,从而掌握整个地区的贫困程度和地区差异,由此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出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战略模式研究

我国西部农村贫困状况的严峻态势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西部农村的扶贫开发战略必须在冷静分析贫困治理难点问题的基础上确立新的反贫困战略指导思想和开发原则,以满足贫困人口生存需要、生产需要和发展需要为基本目标,要通过创新扶贫制度、强化社会服务、控制人口增长、重视教育培训、发展特色产业、探索移民搬迁、推广小额信贷逐步缓解争消除贫困.     

我国西部贫困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西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过快增长的人口及其较低的文化素质、严重的贫困-人口-环境恶性循环等原因，不仅其经济、社会发展极端落后，而且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各要素之间无法协调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促使西部地区的广大贫困农村走向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动态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探讨

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通过探讨中国城市贫困的标准和内涵,分析了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组成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特征,进一步描述了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异,并且按照城市贫困发生率划分为基本脱贫区、低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高度贫困区和剧烈贫困区五个区域,再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特征、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五个方面解析成因。最后得出四个结论：一是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分布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城市贫困发生率较高的为中部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二是失业人口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三是城市贫困人口的结构性特征突出,该群体成为社会变迁中的被淘汰者;四是农民工成为新的城市贫困群体,城市越大农民工规模也越大。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农村扶贫作用

<正>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的原因和自然、地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中一部分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处于落后状态,部分群众缺乏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即没有解决温饱。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统计:1994年,我国农村约有80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西部11省区,共计21个贫困片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通过从1994年开始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截止2000年,中国农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仍有3000万人口出现返贫现象。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之一表现为交通运输设施相对薄弱,交通不便。交通运输设施与贫困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对农村扶贫是如何起作用的?     

城镇化对农村能源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城乡相对贫困视角北大核心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回归模型,以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农村能源贫困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并纳入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等控制变量,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消费数量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比消费结构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分布范围更广且贫困程度更深;(2)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皆可对农村能源贫困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随着农村能源贫困程度下降,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强化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弱化趋势;(3)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因素异质性,强化机构的基层结构与提升机构人员文化水平比单纯扩充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人员数量更有利于缓解农村能源贫困。基于此,提出了缩小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农村能源贫困程度的政策启示。     

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分析——以山东地区的政府生态扶贫调查为例

依托山东地区政府生态扶贫实地调查所获得的776份问卷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进行实证分析。样本区域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指数介于2.307~2.953之间,无较大差异,超过90%的贫困群体存在积极生态脱贫意向。实证结果表明:(1)非传统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韧性大,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供给感知敏感度低于生态资源需求感知;(2)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脱贫意向首先直接受到生态保护补偿扶贫政策的刺激,除了补助金补偿,还应通过就业机会补偿、市场化补偿等多种形式刺激贫困群体的发展积极性;(3)其次生态脱贫意向还受到生态资源感知、生态脱贫政策和社会人口特征的交互影响。     

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表征

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当今扶贫攻坚的主要战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及贫困类型是开展精准扶贫的关键。从多维贫困指数及发生率角度探讨我国扶贫问题已成为当今国内研究的焦点。在科学、系统设计多维贫困测算指标的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扶贫重点市(州)为例,构建基于"单维度、多维度识别及贫困加总/分解"多维贫困测算法对研究区域贫困人口进行测算与分析。利用Kriging法对非样本点进行空间插值,从而系统、合理地分析研究区域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存在多个维度的贫困,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多维贫困家庭达到了70.9%,重度贫困家庭达到了40.1%;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其中燃料、人均收入、教育年限对贫困指数的影响较大;此外,不同地区各贫困指标差异不同,地处武陵山片区的怀化及湘西自治州的农村多维贫困问题比较严重。     

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扶贫路径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绝对贫困相对缓解,而相对贫困、发展贫困、贫困刚性、贫困波动性等特征凸显的新形势。为应对新挑战,必须围绕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这一核心,对扶贫目标、贫困标准、扶贫方针进行战略性调整,并创新扶贫开发路径,强化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持续发展的外部支持、产业支持、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持。     

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的关系

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之间具一定的相关性，这节相关性的大小与其所处的工业化程度或水平的高低成反相关关系。在工业化水平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例如，我国东南部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关系不密切，即脆弱生态环境的形成或加剧主要不是因为工业化进程；相反，在工业化水平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例如，我国西部各省、区），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关系密切，即脆弱生态环境阻障工业化进程，而低水平的工业化又加剧生态环境的脆弱，导致贫困与脆弱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因此，提出要想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加速实现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化，既是摆脱贫困也是改善脆弱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以先进文化助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云南省少数民族"直过"地区为例

建立和谐、全面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完成这一任务能着力点在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地位的转化。20多年的扶贫工作，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93年底的8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能29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由8．7％下降到3．1％。然而在全国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地区还有257个，占43．4％。从分布上看，国家在西部扶持的205个贫困县中，有126个是少数民族贫困县，占61．5％。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等西部14个省区。这些区域地理环境割闭，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育滞后，扶贫攻坚的难度较大。所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面积贫困仍然是我们的脱贫之痛。     

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研究——基于2018年CFPS数据库的测算

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基于收入中位数比例法,将样本分城乡、东中西、南北不同区域,探讨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相对贫困集中于农村、西部和北方地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划分样本后,相对贫困规模变小,贫困家庭分布更加合理,且东部和南方样本的相对贫困率较高。因此,建议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城乡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将总的相对贫困人口维持在我国总人口的15%—20%,并引入“贫困差距”等指标衡量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方法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贫困减缓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利用2000～2010年西部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起积极作用,并且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密集程度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作用较小。未来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着力提升经济发展对本地贫困人口的包容性,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深度和广度的同时,降低参与成本。     

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探析

当前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的理念已从宏观干预转向微观干预、从“反贫困”转向“预防贫困”,但我国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仍然仅注重“反贫困”,城市反贫困政策并没有考虑微观个体决策。因此,必须从预防贫困、关注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出发,重构我国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体系。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滨湖地区农村贫困特征及扶贫资金需求供给分析

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滨湖地区的25个县(市、区)农村贫困人口规模、空间分布、贫困类型和主要致贫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估算滨湖地带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资金需求为2.05亿元,帮助贫困人口解决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改厕和环境整治的5个基础需求以及农户劳动力培训需求的资金需求量是7.3亿元,综合农户层面和社区层面两个层面的资金需求,合计资金需求量为9.35亿元;就资金政府分担机制进行了计算,提出政府出资8.415亿元的5年资金供给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