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山西三个景区为例

从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以山西的后沟古村、乔家大院、晋祠三个景区为例,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但要进一步改善景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获得多方面的外部干预.     

典型喀斯特峡谷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策略响应

文章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现状调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各类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生计恢复力较弱。(2)研究区农户主要采用四种生计策略,以非农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兼农型资本指数其次,但风险相对较高;农兼型资本指数低于前二者,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指数最低,生计策略单一,风险最高。(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如家庭整体劳动力、耕地面积、家庭现金收入、农作物产值、家庭畜禽数量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的生计策略转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应对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基于生计策略优化的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生计风险识别及应对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基于入户调查数据,识别了高寒生态脆弱区甘南高原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及其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健康、教育、就业和自然风险已成为当前甘南高原各类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但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存在差异。(2)自然风险与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教育风险与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就业风险与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健康风险则与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3)"动用储蓄"、"向亲戚朋友借钱"、"减少开支"和"外出打工"是甘南高原农户采取的主要风险应对策略。其中,"动用储蓄"策略主要受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向亲戚朋友借钱"策略主要受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减少开支"策略主要受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而"外出打工"策略主要受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在陕南山区1400个入户调查样本,本文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对比和似不相关估计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搬迁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优于非搬迁家庭;搬迁工程影响着生计资本的获得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受到一定程度损失,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得到提升;同时,集中安置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以广西金桥村移民安置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和可持续生计的重大战略措施。选取广西环江县金桥村典型移民安置区,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测算,分析在移民政策下,金桥村移民和原驻民两类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稳定性以及二者耦合协调等级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原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高于移民,具体表现为原驻民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较高,生计与收入多样性、土地利用效率较高,但自然资源依赖度高;移民得益于政府扶贫政策,与原驻民发展差距缩小,但收入依赖性较高。二者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均为中级协调,表现为生计稳定性提升的速度低于生计资本增加的速度。最后,研究提出农户生计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相关建议。     

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分析——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以福建省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后,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自然资本指数出现下降;生态补偿前后,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社会资本没有明显差异;生态补偿实施改变了农户各种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性。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477户农户调查数据

研究以福建省为调研区域,数据来源于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调查。根据农户收入来源不同,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纯林型、兼业型和非林型,通过构建多元无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纯林型向非林型转变时,呈现出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块数、家庭林地面积、家庭林业生产经营支出、家庭林业收入逐渐减少的趋势和家庭非林生产经营支出、家庭非林收入逐渐增加的趋势。以农户种植竹林意愿为参照,与非林型相比,纯林型和兼业型对农户用材林和经济林选择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用材林选择意愿受户主年龄、是否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影响,经济林选择意愿受户主是否为村干部、是否有林权证、是否加入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否拿到过林业补贴、林业单位面积投入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农户根据不同生计策略选择不同林种,进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缓解农户生计问题。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退耕还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表现与机制

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扩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土地利用结构、生计非农化和收入结构多样化说明退耕还林政策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表现,重点从生计资本、生计脆弱性、农户意愿及政策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机制,发现退耕还林政策通过以上因素作用于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范围、调整方向与程度及其可持续性。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政策实施的时空分异和益贫性,细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加强农户视角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甘肃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以典型生态脆弱区石羊河流域为例,开展农户生计风险感知调查与分析,辨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揭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受访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并不高,生计风险感知能力与水平仍较低;所确定的影响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因素来看,受调查户生计资本禀赋、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因素,与生计风险感知密切相关;物质资本的提高对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正效应,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非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负效应。而无论是农户或是非农户,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提高均是显著或是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     

环境变化影响下农户生计选择与可持续性研究——以民勤绿洲社区为例

选取生态脆弱的民勤绿洲,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该区农户进行调查获取数据,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农户的生计现状为介质,对环境变化背景下农户生计的变革和可持续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环境变化导致农户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本受到削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且趋于多样化,形成了六类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2农户生计资本指数整体偏低,且存在属性间和农户间的分异,生计资本耦合协调性严重不足。3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整体较差,在农户间表现出新型农户过渡型农户传统型农户的特征。最后,结合民勤绿洲的实际情况与研究结果,就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河北围场县腰站镇的案例

农户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与农户类型密切关联,精确识别农户类型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文章首先以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综合确定农户类型,并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农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北部山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腰站镇的3个村落作为案例,将调研农户分为进取型、专业型、潜力型和生存型四类,并分析他们的生计特征和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及风险。研究发现:进取型农户有充足的人力资产从事多样化生产,均衡的收入来源给他们带来了最高的物质资产,多样化的生计转型策略保证其获得稳定收入,但也阻碍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专业型农户生计资产最高,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在生计转型时倾向于降低多样化指数而扩大专业化生产,但其转型面临的市场风险依然很大;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偏低,但生计多样化指数较高,如何维持生计多样化是其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生存型农户比例最大,他们的生计资产、多样化指数都很低,当前的扶贫策略仅能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未来需要更多的产业帮扶。最后,文章讨论了生计多样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     

家庭型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以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为例

农户从事家庭型乡村旅游对其收入的影响并未受到学界过多关注。文章借助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605位农户调研数据,在阐述家庭型乡村旅游增收机制的基础上,采用PSM法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实证考察家庭型乡村旅游的增收效果。研究发现:1农户从事乡村旅游对提高其收入水平的效果十分明显,相较于未从事者,从事者的家庭收入将提高7万元/年;2随着从业年份的增加,乡村旅游对农户的增收效果越大,说明发展乡村旅游来促进农户增收具有良好的持续性;3乡村旅游的增收效果受农户就业类型影响,表现为全职型的增收效果大于兼业型。研究认为,要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使其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从业农户应丰富旅游产品,克服乡村旅游的季节性。     

黄土丘陵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贫困农户生计问题是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农户的生计问题不仅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实施扶贫政策的效果。文章构建了黄土丘陵区县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年完成的甘肃省榆中县2 3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法与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该县各乡镇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聚集类型与分布特征,进而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榆中县中部川区的各乡镇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而北部山区和南部山区各乡镇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呈匮乏状况;(2)县域农户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空间差异明显,表现出高高(HH)集聚、低低(LL)集聚两种集聚类型;(3)在7个GWR解释变量中,人口密度与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负相关性,蔬菜总产量、路网密度、降水、气温、人均GDP和粮食总产量与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正相关性,蔬菜总产量和路网密度是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最后,对提升和改善该类型区域贫困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