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环境规制工具触发“波特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未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触发"波特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表现为抑制技术创新,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无法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当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均表现为抑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说明地方政府官员在面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选择时,更多选择后者,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以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充分利用公众的力量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税收竞争、环境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构造的空间Durbin模型和工具变量,采用2007-2017年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发现,税收竞争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及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治理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及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抑制了环境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竞争和环境治理对大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低于小城市,十八大以来环境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应及其与税收竞争的协同效应越来越显著.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下,还需进一步完善包括环境权重在内的多元化官员晋升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间展开绿色税收竞争,同时,还需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及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打好“组合拳”：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低碳政策工具是践行“双碳”战略的重要内容，如何以低碳政策工具协同推动经济环境保护双赢。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低碳政策工具协同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替代变量测试、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地理分布差异、环境规制差异、环境污染程度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可知，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调节效应分析可知，以GDP为主导的地方政府竞争在低碳政策工具协同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地方政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策略的调节效应

加强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双碳”目标下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以2013—2020年高碳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差分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会导致企业碳排放量增大，而碳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策略与企业碳排放量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环境规制执行中的策略选择缺陷。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的减排作用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规制策略对企业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空间相关性下，碳交易制度的负向溢出效应依然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给企业减排带来的不利影响。     

“绿色悖论”之谜: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解读

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竞争为切入点,基于地理邻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构造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显示:就纯粹的环境规制而言,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能有效遏制碳排放,且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互动表现为"竞争向上"型;而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下,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则显著促进了碳排放,引发环境规制竞争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现象。因此,为了有效规避"绿色悖论"现象,必须从匡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入手,改革"中国式分权"下的激励机制,完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与监督体系。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视角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但在间接效应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引致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其产生的税基效应和税率效应相互抵消,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的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呈现中性影响,并未产生正向激励效应。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视角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但在间接效应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引致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其产生的税基效应和税率效应相互抵消，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的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呈现中性影响，并未产生正向激励效应。     

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如何影响碳排放？

中国式分权治理的制度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地区间流动性资源争夺的博弈手段,明晰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论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碳排放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区域间环境规制的策略性行为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间异质性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市场型和环保型环境规制呈现互补性策略互动,而行政型、公众型和技术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替代性策略互动;纯粹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具有碳排放抑制效应,而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明显差异,“以邻为壑”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竞争参与进一步诱发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难题,最终表现出显著的碳排放促增效果。论文据此提出,中国在破解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的过程中,需要匡正地方政府无序竞争行为并改革中国分权激励机制,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同时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加速区域协同治理进程。     

分权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经济分权和环境规制地区差异,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发现:(1)当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时,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2)当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后,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以模仿策略为主的环境规制竞争会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产生了正向溢出,对邻近地区的累积溢出效应是对本地效应的将近4倍.(3)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东部地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竞争并不利于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政府间更倾向于采取差异化策略,而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模仿策略.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

利用26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型、经济-生态型和经济-生态-服务型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高位压力均会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低位吸力则会促进本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多元化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有效纠正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口集聚下各城市之间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存在差异。就区位异质性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由竞争而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程度更高,但同时也具有更强的集聚力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就资源禀赋异质性而言,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生产效率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从而降低地区生产效率损失;就城市规模异质性而言,"用脚投票"机制在超大特大型城市中作用更为显著,不同规模城市提高生产效率途径存在差异。     

地方政府竞争、“双碳”目标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以2007—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横向府际竞争与纵向压力型体制双视角出发,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双碳”目标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双碳”目标压力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二者的叠加效应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超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更为显著,而对西部、东北部以及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纵向协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多维目标管理;针对不同城市异质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目标压力管理。     

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分权的视角,本文以环境规制不可直接观测与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性博弈为出发点,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国内地方政府为保持本地的相对优势而采用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事实。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通过联合检验地方环境决策竞争效应与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作用方向来判别"逐底竞赛"(race-to-the-bottom)的存在。基于2003—2008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构成的面板数据,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作用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分位点估计进一步显示:地方环境决策的竞争程度随分位点的上升而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在FDI低水平的城市间,环境规制对外资并非只是简单的遏止作用;环境"逐底效应"在FDI水平最高的城市间明显弱化,而这一效应在FDI中高水平的城市间最为显著。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借助动态空间Durbin模型及半参数空间Durbin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结构调节效应和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引导经济发展动力向技术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加强跨区域企业技术研发交流合作,创新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1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