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会恶化空气质量吗?——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证据

空气污染分为产业公害型和城市生活型两种类型,前者因产业集聚而成,但可对污染进行集中处理,被称为"生产效应",后者因人口集聚而生,被称为"生活效应"。城市化是否恶化了空气质量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权衡。文章以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Kaya恒等式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兴经济体城市化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可以认为,城市化率为59%是城市化对空气污染影响由负变正的拐点,当城市化率低于59%时,城市化的"生产效应"大于"生活效应",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空气质量的恶化。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污染集中处理的"生产效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相应的环境支撑和保障。     

金融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Using China’s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during 1990–2003,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a possible link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Four indicators are used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which capture both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 feature of China’s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effects of other variables are also investigated, including traditional factor endow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etc. In general,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uggest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a quantitatively large and robust effect on China’s manufactured goods trade, among which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indicators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manufactured goods trade than those scale indicators. Sensitivity estimation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hina’s total trade essentially differs from that on trade in manufactured goods.     

高管政治身份影响民营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与上市企业匹配数据探究高管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并改善契约实施环境,从而对外部融资依赖度和契约密集度较高行业中的企业加成率有促进作用;但高管政治身份也存在阻碍研发投资等效率减损效应进而对企业加成率有抑制作用;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效果导致高管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加成率的综合影响不确定且呈现明显的行业差异。此外,人大代表类和省级以上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显著,而政府官员类和市县级政治关联的影响不稳健。进一步的中间机制检验表明,边际成本和研发创新变动是高管政治身份影响民营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本文研究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私有信息风险被市场定价了吗——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

近来,一些研究指出私有信息交易是股票收益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对其也日渐接受并采用。但是,私有信息交易在中国股市是否可以有效地作为一个风险定价因子,并没有明确的答案。采用Fama-MacBeth两阶段横截面检验,并结合多因子模型,本文发现,除市场、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和惯性因子以外,知情交易的因子负载无法预测资产收益。这意味着,在中国股市采用私有信息或知情交易概率作为定价因子或信息交易含量测度值得进一步商榷。     

信息化能促进农户的市场参与吗?--来自中国苹果主产区的微观证据

在转型时期,信息化工具的引入对农户打破低水平均衡、改善信息困境、提高市场进入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比较静态分析和专业化苹果主产区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手机和电脑这两种信息化工具的应用能够改善信息的流动性和共享程度,会对农户的销售市场选择和垂直协作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此外,电脑和互联网的引入也有助于提高农户的信息可得性以及与收购商的博弈能力,进而对农产品销售价格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进一步克服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提高信息化工具普及率,注重农产品生产、销售相关信息的搜集和发布等信息源建设仍是农村信息化工作的题中之意。     

金融中介发展平抑了经济波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波动的联系属于学术研究前沿课题。文章基于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货币冲击减震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未到达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的阶段。文章还发现,中国正从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的阶段步入临界区间。因此,文章研究结果所蕴含的一个重要政策涵义是,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已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快发展必定会为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吗?——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层面的数据,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模型验证了市场一体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与3种污染物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当市场一体化超过一定的临界水平后,市场一体化对污染排放呈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已进入市场一体化的减排阶段;市场一体化强化了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的减排效应;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的市场分割显著促进了本地的污染排放。本研究对长三角地区推进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和地区协同减排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当市场一体化达到较高水平后具有促进地区协同减排的作用,应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以充分利用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创新促进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吗?——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出口层面的证据

该文利用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出口交易数据,研究了创新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起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从技术密集度角度看,创新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全要素生产率高的行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作用更显著,对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均存在推动作用。从技术溢出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提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却较为复杂。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大相应行业的研发投入、吸引外资时需因行业施策,以有效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来自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摘要：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究竟会给企业创新带来什么样影响是一个重要且仍具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视角,发掘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结果显示：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更倾向于激励企业创新行为,这一激励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内部研发投入而且还会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企业外延式创新,上述研究结论在削弱内生性问题又依旧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与创新问题提供理论验证,对家族企业创新实践和人力资本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房产税抑制了土地价格吗?——基于微观住宅用地出让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6年的微观住宅用地出让数据,通过DID模型分析了房产税对我国土地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房产税降低了土地价格.不过动态政策效应发现,房产税对土地价格的负向影响仅表现为短期冲击,主要集中于房产税推出后前两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向影响将逐步消失.进一步分析发现,房产税抑制了城市的房地产开发,降低了土地竞争程度,进而降低了土地价格.异质性分析发现房产税降低了重庆和上海的土地价格,但对两地土地价格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此外,本文还发现重庆房产税推出之后,显著降低了征收房产税的主城九区的土地价格,而对重庆其他区县的土地价格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为研究房产税与土地价格的关系提供了依据,为房产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产业集聚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为分析样本,构建了产业集聚及其与制度因素交互项共同影响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层面,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制度因素变量的交互项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要远大于制度变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两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扩大地区收入差距。     

企业的投资决策在迎合市场情绪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研究表明,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变化会通过迎合渠道影响上市公司经理人的投资决策。本文利用1999～2008年期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投资决策中迎合倾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盈余预期不确定性和投机性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迎合倾向的主要因素。信息透明度低和成长性高的公司经理人的投资决策更容易受到投资者市场情绪的影响,而收益波动性和换手率等市场指标对经理人迎合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