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以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盈余管理程度更高的企业、规模更小的企业、位于较低经济水平城市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说明高铁的开通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下降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考虑了产权性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后发现,高铁开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度较低和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较少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高铁研究的视角,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铁开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北大核心

在数字化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对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人工阅读,创新性地构建出企业进行实质性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高铁建设的契机,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细分数字化转型的环节分析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教育水平较低、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地区更明显。     

高铁开通与资产误定价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资产定价是现代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而信息的充分流动和有效传播构成了资产定价的前提基础。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非理性认知是扭曲资产定价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软信息”流动的加快对资产定价偏误的缓释效果。双重差分模型（DID）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有效缓解所在地上市公司的资产误定价现象，并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中。进一步地，高铁开通的效果在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均存在，但对非省会城市的影响显著强于省会城市；同时，高铁开通后显著增加所在地上市公司被实地访问的频次。这表明，高铁开通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其可以方便地对企业进行实地访问和调研，掌握更多的内部信息，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本文实证检验交通发展对市场定价效率提升的影响效果，揭示高铁开通对市场定价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以期丰富高铁开通经济后果和资产误定价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双循环背景下高铁开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董事网络的中介作用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内生动力，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经济双循环发展背景，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从董事网络视角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即高铁开通有利于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董事网络在高铁开通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中发挥中介效应。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另外，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较好时，高铁开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大；高铁开通密度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因此，要加大高铁建设力度，提高董事网络联结程度，打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

国家高新区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设立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能够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且动态效应显著。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在不同政府管理效能水平下,设立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差异,能够显著提升二线及以下城市的收入水平;国家高新区对开通高铁的城市增收效果显著。路径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高新区可以通过增加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促进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提高城市居民收入。此外,国家高新区能够强化省域经济辐射能力。因此,应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增收的长效带动机制,增强国家高新区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吸引力,激发其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更好促进城市居民增收。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利用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交通运输行业发展视角研究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开通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高铁开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包括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一方面,高铁开通减轻了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冲突,进而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高铁开通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减少了因资金困难导致的投资不足。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高铁开通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非常显著,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则未表现出正向的影响。基于此,为企业和政府把握高铁开通机遇,发展高质量投资,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高铁时代的城市经济增长路径与效益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综合的分析框架,探讨高铁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并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使用列车数作为城市高铁建设与运营水平的指标具体考察两种连接方式的不同影响,结合随机森林方法和样本划分进行了机制验证。结果显示,高铁的城市经济效益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作用路径的不同解释了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影响程度的差异性;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高铁在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作用显著,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高铁的影响主要在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从连接方式看,外向型交通网络的发展能够从多个方面提升大城市的经济绩效,而与邻近城市联系的加强对于中、小城市的发展显示出了积极的影响。     

城市高铁开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将城市高铁通车视为一项准自然试验,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厘清开通高铁对数字经济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城市间开通高铁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与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高铁通车能显著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试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扩散、知识溢出以及劳动力流动是高铁通车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且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厘清高铁开通与数字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完善高铁网络布局也具有政策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1)。为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03—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可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成熟期、非国有以及非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制造业及非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建立健全反馈机制、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大政策支持的建议。     

高铁建设与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于PSM DID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服务业价值链视角,通过区分生产性服务业上下游活动,构建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指标,结合依托于“准自然实验”的PSM-DID 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建设与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的高铁建设显著降低了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高铁建设并不是有效促进城市上游服务业发展的充分条件;相较于东部地区,高铁建设对西部地区的负效应更强,而在中部地区高铁建设对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高铁建设对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且边际效应呈逐步递增趋势。本文研究为进一步借助高铁建设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     

汇率水平、汇率波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国服务企业与商品企业的表现相同吗?

汇率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因素,其细化指标（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对不同部门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基于微观的企业层面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水平、汇率波动对中国服务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与中国商品企业进行比较。结果显示：（1）服务企业绩效（净利润、净利率、毛利率、劳动生产率等）总体上要优于商品企业绩效。（2）未引入汇率水平及其波动与劳动生产率交叉项的模型结果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对服务企业和商品企业的利润和销售都有促进作用,且对商品企业利润的影响要大于对服务企业利润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服务企业和商品企业的利润和销售都存在负面冲击,且对商品企业的冲击更大。（3）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企业和商品企业在汇率贬值时能够增加更多的利润和销售;商品企业生产率越高,汇率波动对其利润和销售的负面冲击越大。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企业绩效受汇率变动影响提供了证据,而且对于认识汇率影响企业绩效的部门差异有一定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以中国高速铁路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与高铁站点开通数据进行匹配,首次实证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影响。为解决截面数据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企业所在地周边区县高铁站的开通作为外生冲击识别因果效应。主要研究发现,高铁邻近性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当周边30公里范围有高铁站点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明显加速。机制分析表明,高铁邻近性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家的数字技术接触度、缓解数字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和增加与数字技术平台的合作,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企业家学历水平较高的企业、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受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冲击后数字化转型升级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交通基础设施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文献成果,更为政府处理好“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发展之间的关系,高效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淮安企业调研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于江苏省淮安市42家企业的调研,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推动对于企业经济绩效提升的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然而,企业业主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并不显著。     

高铁开通、机构投资者与公司避税行为

近年来,高速铁路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推动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给公司发展带来新的模式与机遇.本文利用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高铁开通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使所在地公司避税程度显著降低,并且高铁开通对公司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增加了机构投资者的实地调研.     

企业杠杆率、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

信贷的期限结构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加强对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支持是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文章将企业杠杆率纳入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当企业杠杆率处于中低区间时,中长期信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当企业杠杆率过高时,中长期信贷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被削弱,但在中高杠杆率区间,对民营企业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更能提升其绩效;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长期信贷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不断走弱;第三,在一定杠杆率水平下,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成长企业中更显著。     

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从CEO心理特征视角出发,探究了CEO自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2011—2016年A股135家上市公司的纵向数据为样本,通过广义估计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CEO自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相比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中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低财务杠杆企业,高财务杠杆企业中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家庭旅游消费——来自“高铁县”的经验证据

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微观家庭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匹配2012～2018年县域高铁开通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本地家庭的旅游行为，相较于“非高铁县”的家庭而言，“高铁县”家庭的平均旅游出行概率和旅游消费金额均明显更高，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不变。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主要通过改善出行条件、增加出行人次、扩大出行半径，以及促进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等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闲暇时间更充裕的家庭而言，高铁开通对其旅游消费的提升作用更强，高铁也更促进了家庭的短期污染规避行为。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助力国内大循环提供经验证据。     

物流业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物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从董事会特征（董事会独立性和两职兼任）和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经理论分析结合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两职兼任的公司,这种积极影响越大;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则会对CSR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的高低则对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无明显影响。     

高管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以西部企业为例

为了探究西部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结构对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作用,本文选取2018年—2022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