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货币政策、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装备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使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适当提高股权制衡度、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风险承担渠道会使货币政策陷入“恶性循环”吗?

货币政策可以改变微观主体的风险容忍度而使其承担额外的风险,因而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出现了一个困境: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恢复期,有利于短期金融稳定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本文以风险承担机制的微观基础为出发点,从理论深入过渡到实证扩展,从银行系统扩展到企业部门,从国际视角聚焦到国内问题,试图对该领域的研究新动态进行总结与归纳,加深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货币政策制定中需要考量微观基础的风险承担,谨防陷入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性循环";同时,如何构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机制,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货币政策对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视角

考察了货币政策与基金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政治关联这一政治学变量对于渠道效应的调节作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解读宏观到微观的影响机制,有助于货币当局深入跟踪并适应货币政策风险效应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会推高基金的风险承担水平。二者之间呈U型非线性关系,且在处理遗漏变量、更换关键变量、更换样本区间、分组检验后,实证结果表现稳健;政治关联是货币政策影响风险承担的调节变量。更高的政治关联程度削弱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十八大后,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启示我们,需密切关注货币政策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放大效应。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基于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到广泛关注,催生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缺乏理论模型研究,而实证研究集中在银行、贷款等微观层面,极个别考虑了银行业宏观层面,但缺乏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分析.本文构建的资产组合理论框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两种途径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逐步回归和可变系数回归等实证分析,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的存在,并测出了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结构性差异.     

货币政策与企业风险承担: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

本文将投资者情绪置入货币政策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探究货币政策如何通过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渠道影响企业风险承担.采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向企业风险承担的传导中,至少部分是通过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在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存在差异,在不同行业间表现不一.这丰富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我们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理解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理,以便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宏观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银行过度风险承担及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调节的配合

商业银行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然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相比已有的讨论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货币政策对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用银行业贷款审批条件指数来测度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经实证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会放松贷款审批条件,从而承担过度的风险。本文建议央行在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应同时采取逆周期的资本调节措施来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过度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并对央行实施逆周期资本调节的频率、步幅和时机,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提出了明确建议。     

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

传统的货币理论忽视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生态的影响,文章从商业银行的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理论层面,金融生态与货币政策制度供给、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相互关联,货币政策则通过资产价格或估值机制、收入及现金流机制、追求收益机制、杠杆调整机制、道德风险机制和风险转移机制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实证层面,构建了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和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选取国有和股份制两类共12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增加、风险承担意愿增强,有利于优化金融生态,反之则反是;国有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变化更敏感,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生态更敏感。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立场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梳理了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对微观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1998-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立场转向紧缩,企业风险承担会显著下降,且紧缩性数量型和价格型操作工具对企业风险承担都具有负向调整效果;企业非对称效应明显存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耐用品生产企业的政策反应更为敏感;产业间非对称效应表现为货币政策立场转为紧缩时产业间企业风险承担的反应方向和深度各异,其中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传播与文化产业风险承担下降幅度相当并在所有产业中下降幅度最大;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下降幅度较小;而采掘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会上升。因此,及时建立企业风险承担的检测、评估体系,有效识别企业和产业非对称性效应引致的偏向性影响,同时保持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审慎性,才能实现经济"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