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规模理论的再认识

最优城市规模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城市规模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区位优势与城市最优聚集规模的关系,随后分析了最优城市规模理论和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的困境,城市规模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适度城市规模网络结构是对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的批判和修正。     

城市之间规模扩张的博弈分析

本文基于在一个区域内城市间规模扩张问题,建立了完全信息的纳什均衡模型假设和政府干预的纳什均衡模型假设的对策分析模型,从纳什均衡的观点出发提出城市规模合理发展的思路,明确政府的政策调节作用,为保证整个区域经济系统达到帕累托最优提出改进方案。     

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2001～2009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

综合应用传统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和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对2001～2009年间中国152座不同规模城市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以及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效率影响因素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的综合效率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大体呈倒U型变化;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率偏低,相对于产出水平,要素总投入显然过多;大型和中型城市的规模效率接近最优水平,但由于纯技术效率水平偏低,投入要素的利用水平不高,限制了城市综合效率的提高。     

规模经济、最小最优规模与小城镇建设的路径选择研究——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

规模经济是小城镇建设的核心问题。在直接测算城市外部规模经济难以使人信服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测算微观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间接反映城市的外部规模经济。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小型城镇的企业平均规模效率和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比例均高于大中型城市,因此不能否认小城镇存在规模经济;其次,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小城镇在未来应该发展最小最优规模的中低技术产业和适宜产业。     

京沪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影响

选择京沪高速铁路沿线72个城市为样本,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探讨了京沪高铁的开通给不同规模、不同区位条件的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带来的可达性变化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沪高铁的开通提高了沿线城市,尤其是站点城市的可达性效率,增强了高铁沿线的"廊道效应";同时,高铁的开通增大了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之间以及非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加剧了样本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减小了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促进了其均衡发展。     

城市内部经济均衡发展研究

城市内部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已逐步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以往提到经济均衡发展,强调的多是经济总量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拉近,忽视经济要素使用的效率问题。本文以实施扩容计划的深圳为个案,通过分析各区经济要素生产效益的差异,说明经济要素生产效益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推进城市内部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促进城市内部经济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集聚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规模选择

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规模的合理性,并利用200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在继续关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支持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城市的人均产出。     

论城市规模经济与城市规模发展

城市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聚合体,城市化能够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城市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过大的城市规模反而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发生。因此,需要研究最优城市规模,并对城市空间规模增长进行适当的管理。     

中国城市规模体系与城市发展战略*

过去30多年中国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然而究竟应该以何种规模的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始终存在争论。本文基于城市成本收益最优规模的罗伯特研究框架，利用中国143个城市数据采取分组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并不存在单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齐普夫（ZIPF）法则和城市就业提供能力指数对中国现有城市规模体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城市体系总体规模偏小且缺乏足够的就业提供能力。最后，本文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发展战略。     

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

利用26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多维政绩考核、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型、经济-生态型和经济-生态-服务型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高位压力均会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低位吸力则会促进本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多元化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有效纠正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城市生产效率损失。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口集聚下各城市之间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存在差异。就区位异质性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由竞争而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程度更高,但同时也具有更强的集聚力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就资源禀赋异质性而言,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生产效率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从而降低地区生产效率损失;就城市规模异质性而言,"用脚投票"机制在超大特大型城市中作用更为显著,不同规模城市提高生产效率途径存在差异。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效率差异的DEA-ESDA测度

选取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通信等投入量作为输入指标,城市经济总量和地方财政收入输出指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00—201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综合效率水平较低,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城市效率呈现出与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格局、城市行政等级和规模等级相一致的空间格局,综合性城市和专业型城市间的效率差异显著。城市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10年间,中国城市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演变态势,总体有所降低,大多数城市都处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规模投入不足是中国城市要素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政策因素是中国城市效率格局分布与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中国城市建成区扩张的空间格局及效率分析(1990—2009)

文章使用1990—2009年中国26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采用位序—规模法则、K值、GIS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点,并引入K’衡量城市空间扩张的效率。主要结论有:①城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主因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调整。2000年后城市发展趋向不均衡,城市体系发生动荡变化。这种变化应该高度重视。②城市空间规模变大的趋势更加显著,城市类型向更高级别推进,城市区域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所在地区差异导致城市扩张进程分化,城市地位也随之变化。③各地区城市扩张速度有显著差异,省级中心城市的扩张前慢后快,城市扩张形成区域性集团。城市扩张与城市人口增长不协调,且有拉大趋势,整体上城市空间扩张应当放缓。④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城市扩张的效率有很大差异,扩张效率的高低提示各城市在城市扩张上应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城市化争论：从规模转向区域——兼论中国城市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实际效率水平低于最优效率水平，但总的看来城市发展效率10年间普遍得到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地域差别明显，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效率依次递减。从城市发展效率的角度看，城市化争论应从城市发展规模论转向城市发展区域论。     

中国主要城市旅游效率影响因素的演化

对不同时期影响中国城市旅游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资源投入方式的优化和利用能力的提高.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简称DEA),在对1995、2000、2005年58个中国主要城市旅游效率进行计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对三个时期各分解效率对总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判定和度量.研究结果显示:规模效率对总效率的影响最大、技术效率和利用效率对总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弱,且这种影响关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牛较大变化.从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出发,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性,城市旅游资源投入规模的差异是导致以上特征的根本原因.文章最后讨论了不同区域提高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途径.     

资本配置效率、城市规模分布与福利分析

在资本市场上,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原因造成了资本没有配置到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去,这种资本配置扭曲对城市体系发展和社会福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从空间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首先建立模型来分析资本配置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然后用工业企业数据估计出城市间资本配置情况,最后通过反事实分析量化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对城市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消除资本配置扭曲会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另外,资本扭曲会带来劳动力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加剧了当前中国居民的福利损失。因此,在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全面加强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促进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优化,提高社会福利。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高速公路建设与制造业企业要素投入的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被证实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仍然众说纷纭.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不同是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为了验证交通基础设施是否确实影响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经济绩效,文章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与高速公路建设数据进行匹配,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改善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距离高速公路更近的城市,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差异更小.具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了同时使得资本和劳动投入偏离的产出扭曲,使得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更为接近.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高速公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价格加成和行业集中度等,而通过企业存货产生的作用并不显著.     

技术和地价对城市规模影响分析

城市规模一直是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究竟什么规模的城市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文章从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入手对城市规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为城市发展战略中城市规模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当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达到均衡的时候,城市规模也达到均衡。技术和城市地价会对均衡的城市规模产生影响,其影响方向经过比较静态分析之后,得出两个结论：技术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反向的;城市房价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正向的。文章利用北京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两个结论,并针对这两个结论给出简单的经济解释。     

中国城市酒店业效率的空间特征及优化对策

通过运用DEA模型,对中国城市尺度酒店业效率的空间特征以及优化对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城市酒店业综合效率总体处于一般水平,纯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多于综合效率最优和规模效率最优的城市,并且还揭示了纯技术效率是造成综合效率处于一般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②从区域特征来看,中国城市酒店业综合效率呈现出"东部高于东北,东北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的空间格局,从分类特征来看,高效率类型、低效率类型和中间两种类型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空间分布格局。③中国城市酒店业投入产出指标普遍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现象,并指出可以通过大力引进新的技术,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调整要素投入结构和规模,提高要素的转化效率和推进资产重组等措施来综合提升中国城市酒店业的效率。     

中国转型期城市空间规模的决定因素——统一的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证

文章根据城市土地经济学原理、结合我国城市特点构建了兼有"封闭"和"开放"特征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并发展了经典单中心城市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文章提出的本地性均衡概念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有助于揭示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模式以及城市用地特征.对中国630多个城市2003-2007年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差异的88%可以被模型所解释.特别地,政府规划中较少考虑的城市收入、市内交通条件、流动人口对现阶段我国城市规模有显著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还表明,在控制了上述所有经济因素后,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使用了更多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