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产品质量法的几点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入WTO的临近，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2000年7月国家对《产品质量法》作了修改，但就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来看，该法规定的产品范围及缺陷，产品责任主体，产品损害赔偿范围等还存在范围界定对窄的弊端。为此，建议将建设工程也纳入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对产品缺陷采取列举式规定其类型或对此作一司法解释并扩大其范围；将产品责任主体范围扩大到生产者，准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仓储者及外国出口商，在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惩罚性损偿等规定。     

产品责任法的国际比较及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相比欧关发达国家和国内外实践需求,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之处。在立法体例上,我国没有形式意义上的、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我国产品责任法规中,对“产品”的范围界定过窄;产品“缺陷”的双重判定标准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给出“损害”的一般定义,并且范围过窄;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上,《产品质量法》的归责原则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充分;在对受害者的救济方面,损害赔偿范围狭窄,赔偿数额较低等。要从根本上遏制目前我国因产品缺陷所导致的各类问题,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体系,就应从立法体例、“产品”的界定、产品缺陷的判定标准、损害概念和范围、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对受害者的救济方式以及涉外产品责任等方面进行完善。     

完善中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是规范生产者、销售者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但至今为止,中国的这项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还没有在法律中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产品责任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这是中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一大缺陷。因此,笔者在分析中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论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救济制度——对《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看法

《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了产品致害的生产者免责条款，即产品责任发展风险抗辩，但是并未明确规定此时应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不利于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国家应建立产品责任的发展风险救济制度，将因产品发展风险而致侵权赔偿纳入国家补偿范围。     

再论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历来存在许多争议，从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现行法上的产品责任主要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和受害的合法权益，应当适当借鉴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建议：(1)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均应承担民事责任；(2)扩大责任主体和缺陷产品的范围，以增强一般规定的现实可操作性。     

产品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辨析——基于对《侵权责任法》的体系解释

关于我国产品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之定性,学界历来存在分歧.对此问题《侵权责任法》虽然基本沿袭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但通过对该法进行体系解释可以得出结论,产品责任中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所承担的既不是连带责任,也不是不真正连带责任,更不是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应该是产品责任侵权责任形态的准确定性,但只有通过修改相关立法才能使之明晰.     

我国产品责任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产品责任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并兼顾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利益,这是世界各国产品责任法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追求。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相对滞后,尚没有一部完整、独立和统一的产品责任法,有关产品责任的立法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法规中,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对产品责任相关内容的规定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缺陷,立法上的滞后必然导致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惑,在实践中严重影响了对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有效保护。从产品责任法的立法体例、产品范围和产品缺陷的界定、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产品责任的主体范围、赔偿制度等方面来完善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既有利于促进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产品责任抗辩事由的立法完善

产品责任抗辩事由是产品责任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欧美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产品责任法对此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抗辩事由的规定从总体上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立法保持一致,但也存在抗辩事由规定过于单一,内容不够全面具体等缺陷,亟需完善。     

浅析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因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该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现行立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尚有欠缺．应制定独立的《产品责任法》,完善具体法律条文,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责任制度,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产品责任中的损害赔偿范围比较研究

保护消费利益，兼顾生产、销售的利益是世界各国产品责任法的共同追求。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处于初创阶段，特别是在损害赔偿方面，与美国、欧洲主要国家相比较，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通过比较研究，可尝试一些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中的损害赔偿范围的新想法，如人身伤害赔偿，可考虑扩大赔偿面与最高限额相结合；在惩罚性赔偿方面，可规定处罚性赔偿制度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     

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思考

结合我国产品责任法存在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从产品概念、产品范围、归责原则、损害赔偿、法定免责规定、构建严格意义产品责任法、产品责任诉讼制度等几个方面，对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进行了探讨。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及其赔偿范围问题探析

在实践中，由于医患双方对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赔偿范围等问题认识不清，导致医患双方之问的纠纷激增，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本文分析了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立法成因，指出了立法在加重了医方举证责任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免除患方的举证责任。文章最后剖析了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应实行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不应仅适用于欺诈性的消费关系：在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中，对于主观上有严重的过错、行为具有反社会性和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并已造成实际损害的经营者也应实行惩罚性赔偿。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遏制系统性产品缺陷的恶意制造者，维护公众安全；也有利于建立以人为本、诚实信用、和谐发展的社会经济秩序。全面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有助于我国尽快顺应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潮流，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产品质量缺陷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两个经济原因导致中国市场产品质量缺陷充斥: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它们从需求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厂商向市场供给问题产品;二是信息不对称而政府监管缺位,导致本可避免的产品质量缺陷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质量缺陷短期内基本上是难以解决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则需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在产品质量上的失败应该是由政府来解决的,但是它们都因为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而未能解决.     

由个案谈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分析

法律关系不同,赔偿责任主体、责任范围也将不同。对蕴涵着复杂法律关系的损害赔偿案件,只有全面、系统剖析各种法律关系,才能准确地把握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正确地做出法律适用选择,公正、合理地处理案件。     

商业银行定义与商业银行法的适用范围

对英国、美国及我国香港和台湾银行定义以及银行法适用范围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法》约定义并建议在坚持形式认定主义的同时，修正该法第87条，对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如存款、贷款加以明确界定。     

产品整合与反垄断法规制：创新规则的补充

IBM案和微软案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通过一定方式将原本独立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产品转变为“一个”产品是否是变相的搭售。因此对于非法搭售的认定而言，一个判断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两个独立的产品，才可能构成搭售。而成功的产品整合会消灭原本独立的产品的独立性，从而不构成搭售。在认定是两个产品还是一个产品的问题上，形成了以需求为主、交易性质为辅的传统认定标准，但这一标准在IBM案和微软案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以促进创新为视角扩展传统标准。     

解读《侵权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首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包括被侵权人的人身权益提出了更为有利的制度保证，是中国民法的一大亮点，该文通过对法条的解读，对精神损害赔偿规定进行初浅的评价。     

论我国MBO公允定价机制的构建

尽管中西方都存在MBO,但背景和具体操作过程却完全不同。目前,我国MBO的定价方式存在着许多缺陷,如定价透明度差、定价动机异化、净资产定价法极不合理等。应对净资产定价法、特别委员会制度、公开竞价机制、管理层贡献补偿和无尴尬条款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搭建以合理的估价方式为基础、相当的主体对垒为格局、充分的市场竞争为主体、适当的贡献补偿为特点、并辅以事后补救措施的MBO公允定价机制。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三鹿奶粉事件给众多婴幼儿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依法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是刑事立法的本意。对于事件的善后处置,笔者认为,应当加大民事赔偿力度,使受害者心灵得到些许慰藉,特别是应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对其他企业起到良好的警示、震慑作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惩罚性赔偿作了规定,尤其是《物权法》颁布以来,惩罚性赔偿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的民事赔偿为切入点,从惩罚性赔偿功能定义出发,探讨国内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关规定,阐述我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赔偿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