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差异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基于中国1981—2011年的样本数据,借助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差异以及其他主要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分位点上,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最强,劳动生产率差异次之,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差异最弱。因此,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差异并不是我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城乡差异才是其主要成因。当城乡收入差距处于高分位点时,金融规模和效率差异的影响均不显著;当处于中间分位点时,金融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负影响;当处于低分位点时,金融规模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影响。因此,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应根据城乡收入差距本身所处的不同分位数水平采取差异化策略。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可以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即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2）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虽然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彼此的制约。     

高投资率、制度环境质量与创新驱动发展

立足已有研究考察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影响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对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产生了抑制效应,且地区制度环境质量越好,这种抑制作用越严重.因而在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应及时调整投资结构,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引导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资源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弱化地方政府直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激励,以免对民间创新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资规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指标,是指实体经济(即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量。在金融回归本源和服务实体经济问题的大背景下,对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研究尤为重要。文章选取2002～2017年增量和存量数据,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动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对影响因素建立了Adaptive-Lasso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量化了新时代下进出口金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信心指数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效果,最后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云南省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和科伊克模型方法，利用云南省1989～2004年的年度数据，对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云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也存在显著的即时双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当期经济平均增长0.11％。由于投资的滞后效应，投资增长1％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为0．69％。     

开放经济下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2003—2012年中国25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30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金融集聚还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服务创新效应、信息扩散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其他如研发人员、纳税贡献度、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效率、城市道路面积和贸易等控制变量都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控制变量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且滞后一期时效果更好。     

经济增长视野下政府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评估政府支出效率、分析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评价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各省政府支出效率呈现多峰分布。政府支出效率与财政分权程度和开放程度负相关,与工业化程度、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治理水平正相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关系不显著。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

财政支出结构能够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时上述经济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中央财政支出则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支出项目往往很难同时顾及两个目标；通常只有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既能推动经济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公平。这些结论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支出政策以实现特定财政活动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货币政策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研究——以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的影响为例

文章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研究证实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不对称现象,发现货币政策对高科技小企业投资和净值的影响比对高科技大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意味着在制定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时需要考虑金融加速器效应。     

金融发展对新疆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实证分析

以新疆地区1980年~2011年数据为样本,选取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衡量金融发展,以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衡量产业结构调整,采用VAR模型对新疆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规模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长期关系,金融规模的扩大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二者互为因果关系;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但不显著。     

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的实际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

以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的统计口径测量,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与G20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行政成本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以我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预算、政府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研究表明:财政收入支出比、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财政支出决算数占预算数的比值和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值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失业率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行政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占比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行政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区别。采用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和自主研发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资本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提高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利用效率和研发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国有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4²008年面板数据,通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经费内部支出等指标,对国有企业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科技投入内部支出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国有企业购买国内其他企业技术经费支出对我国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正。     

“虚实”之间：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发展的互动协调研究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与其融资方式转变、投资主体不断丰富以及金融创新工具增多密切相关。基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金融发展状况,尝试从交通、通信、能源、卫生等方面构建基础设施体系,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构建金融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发展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体系具有较强的耦合关联度,但协调度仍需进一步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规模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较为突出,高于金融效率与金融结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房地产价格与家庭支出的关系研究——基于CHFS调查数据

从微观视角出发,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数据,作者实证分析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家庭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具有层次性和异质性,房价上涨带动家庭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的增加,表现为财富效应,而对家庭经营性支出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腐败与公共支出结构问题研究——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有研究一致认为腐败会促使财政支出规模膨胀,导致公共支出结构扭曲。本文采用我国东、中、西部1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腐败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实证研究发现,腐败显著提高了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但其对经济建设支出相对规模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     

房地产价格与家庭支出的关系研究--基于CHFS调查数据

从微观视角出发,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数据,作者实证分析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家庭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具有层次性和异质性,房价上涨带动家庭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的增加,表现为财富效应,而对家庭经营性支出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２１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2002—2008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2002—2008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21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