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的蓄奴和佃仆制残余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奴隶制残余,是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残余,曲折地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中,为巩固自然经济和强化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明清两代毕竟是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势必对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某些冲击作用,其中包括对封建阶级结构的冲击,这又不能不使得明清两代的奴隶制残余,显得更为复杂,形成若干新的特点。近年来,本人留意于清代福建地区蓄奴和佃仆制的资料搜集,同时也做了一些实地社会调查,颇有所获。本文,谨将这些资料摘要汇总,以期对清代福建地区的蓄奴和细仆制残余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明清福建的疫疠

明清福建的疫疠很多,但志书记载甚简,大多只谓“疫”或“大疫”。本文着重资料方面的搜集,以供人们深入研究作为参考。     

明清时期的茶马政策述论——明清茶法研究之一

茶法在我国产生于茶叶成为商品之后的中唐时期。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茶叶功效的逐步认识,其利益著,其法规也随之日变月更,“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可见明清时期茶法相袭,更趋完备。无疑,茶法是封建统治阶级限制和控制茶叶生产、压迫和剥削茶农、掠夺和独揽茶利的一种手段;但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茶法对制茶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

明清两代,福建西、北部广大山区,由于佃农反抗、起义以及小股经济土匪活动的频繁,而沿海一带又屡遭倭寇的侵扰和海盗的劫掠,出现了许多地主筑建的或以乡族名义筑建的土堡。这些土堡,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农村社会的产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研究明清农村生活、乡族关系、阶级斗争和民俗演变以至于建筑艺术,都是珍贵的实物资料。厦门大学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组于一九八四年冬、一九八五年春两次赴闽南、闽西、闽中诸县调查,发现若干明代始建的土堡及筑堡民间文献。现将所得参照史志资料,予以初步的剖析。     

论近代福建的植树造林——近代福建林业史研究之一

人工植树造林是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最重要的一环。人工植树造林保证了森林资源的再生产与更新,避免森林资源因人类的开发利用而渐趋枯竭,从而在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基础上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经营利用。同时,作为完整的林业生产过程,即从造林、更新到采伐和利用森林获得防护效益以及林产品、林副产品,人工植树造林是其第一个程序,也是其基础。故此,本文拟对近代福建的植树造林作一个概括和总结。     

民国福建永佃制的分布——从对《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中福建永佃比例的质疑说起

本文首次利用福建各县市的大量档案资料,考察民国时期福建永佃制的分布状况及比重.民国时期福建永佃制广泛存在,比重达到了20％以上,但永佃制在省内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同一县市内不同乡镇或村庄的分布也不平衡.这是由省内土地紧缺、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各地经济结构和租佃程度不同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明清蕃薯传入福建 ,为救粮荒 ,人们到处开山种薯 ;时值商品经济发展 ,茶与木材的需求量大 ,人们又都上山植茶 ,并伐森林贩卖。由是山地丘陵的植被残遭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 ,而使许多农田水利被毁、江河淤塞。生态环境变坏 ,恶果不堪设想 ,人们应该吸取教训     

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

明朝中叶，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烟草从吕宋传入福建，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福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一、烟草从月港传入1、月港的海上贸易福建省烟草的传入与月港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十分密切。月港位于今龙海市海澄镇西南部九龙江下游的江海会合处，是从海澄港沿南港顺流往东直至海门的“外通海潮，内接！I］涧’伯9一段优良港道。港内河床开阔，水面平稳，两岸有许多天然的小船坞，是海商停船的好地方。月港除了地处九龙江出海口的优越地理位置外，最重要的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前此地尚未设置县治，“官司隔远，威命不到”，自…     

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

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王日根如果说宋元以前福建主要以人口移入为主，那么明清时期的福建则显示出人口大量流出的景象；如果说在人口流入中家族是人们建立新居地的纽带，那么在人口流出中会馆则成为人们开拓其事业的基地。正是通过会馆，福建人流向北方、流向内地、流...     

明清福建经济作物的扩种问题

福建“地狭人稠”，始于宋代。时为耕地不足，住在沿海的人们已向滩涂要地，从事今天四大平原的围垦与建设。，“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垦荒规模最大。住在山区的人们也为温饱“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层山之颠苟可真人力，未有寻丈之地不丘而为田。     

试论明清福建民营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化

明清福建的民营手工业,几乎遍及各行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据了重要和主导的地位。这一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外向型”生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民营手工业的生产关系产生影响,并引起其不同程度的变化。     

明清之际福建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

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鉴于前此倭冠海盗活动的频繁,遂于福建漳州海澄的月港局部开放海禁,准许民间海商告给文引出洋兴贩,于此确立和实施了“纳饷过洋”的饷税贸易制度,海澄月港因而成为当时福建乃至全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口岸。除月港之外,从其他口岸出入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均为明朝视为非法而加以取缔和镇压。明王朝这种有限度的开禁,长此以往,不仅无法顺应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日益发展的需求,而且也难以适應当时西方殖民者日趋东来以后变化多端的海外局势。迄至天启、崇祯之交,随着荷兰殖民者的侵扰以及明朝海禁的再度严申,使得明朝于海澄月港实施的饷税贸易制度陷入了难以继续维持的境地。崇祯五年(1632),鉴于海澄月港“饷额屡缩”的事实,明朝罢废     

明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前人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分析,通常有“大家庭”和“小家庭”之别。所谓大家庭,是指由两对及两对以上的配偶组成的家庭,具体又可分为:由父母和一个已婚子女组成的“主干家庭”;由父母和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已婚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由同一代中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已婚者组成的“联合家庭”;等等。所谓小家庭,是指只有一对配偶的“核心家庭”,主要由父母及其未婚子女构成。一般认为,大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家庭模式,而在实际上并未成为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要形式。这一估计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必将影响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认识,因而有必要深入探讨。     

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

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由于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而得到了强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基层政权的职能。本文主要依据明清福建地区的族谱资料,探讨里甲户籍的世袭化及其对家族发展的影响。 所谓里甲户籍,是指隶属于里甲系统的户籍,包括里长户、甲首户、甲户和畸零户,其性质不同于民户、军户、盐户、匠户等专业户籍,也不同于单纯为交纳田赋而设的钱粮花户。大致说来,明清时期的里甲户籍,既是征派差役的依据,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明中叶以降,由于里甲户籍的世袭化和里甲差役的定额化,使里甲户籍成为家族组织的兴衰标志之一。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对里甲户籍与里甲差役的演变过程略作概述。     

论明清时期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福建官民绅商僧孝节等各色人等都加入了兴办义田的行列,从而使义田越出家族界限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发挥作用,这便促进了明清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大发展。 一、桥渡路井的大量修造 修造桥渡路井是地方的基础公共事业。在唐以前是靠官府收入由地方官吏督办而成的,但唐以后封建政府的这种职能随着对地方直接控制的松弛日益削弱,而这些公共事业却不能因此而废止。于是从宋代开始义民兴办义田投资于修桥设渡挖井辟地就得以发展起来,福建多北方移民,聚族而居,而福建又地形复杂,山多水众,造桥设渡需要较多的开支,这都为义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投资效果差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经济管理体制——黄石市钢铁企业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表现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很好形式。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似乎用论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一定比用调查报告形式发表的文章质量高,学术价值大。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一个好的调查报告,选择的题目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作者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搜集整理大量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具体、深入地分析,从而提出意见、建议或学书见解。这样的意见和见解常常会发人深思和具有创造性。我们相信,好的调查报告是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本刊今后将为发表调查报告提供更多的园地。     

明清福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随着明中后期以来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的增加,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明清福建的手工业在宋元以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有些行业和产品还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种种因素的彰响,明清两代福建手工业状况并非完全一样。本文拟对其中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作一番探索,以期对这三四百年来福建手工业面貌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为下步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养鳗业；福建农村经济支柱产业——福建养鳗业发展的调查与对策

近年来,通货膨胀一直困挠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引发1992年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本次通货膨胀与88年发生的通货膨胀相比较有以下特点: 1.结构性供给失衡。1988年的通胀是整个商品     

类型化的魅力与超越——读《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郑振满同志的博士论文、经过几年的修改、扩充,新近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列入其“博土论丛”出版,名为《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家族)。此书甫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重视,好评如潮,论者誉其为“规范的社会史专著”,“史料翔实、专精,并以分析细微,思辩深邃,逻辑严密见长”。笔者曾与振满庄傅衣凌、杨国桢教授门下同窗三年,深知《家族》的成书经过及作者之心路历程,近日再次细读全书,仍深为其殚思竭虑、察微知远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故愿写下一点读后的感想。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