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性优势到集聚性优势:东道国吸引跨国公司FDI的二重优势研究

论文以跨国公司FDI“双集中”为背景,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随着各国吸引FDI的竞争日趋激烈,基础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不断弱化,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它们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基础性优势是集聚性优势的前提,集聚性优势是基础性优势的显化和强化。较好的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是东道国吸引FDI最理想的竞争力状态。东道国在培育基础性区位优势的基础上,更要注重促进其向集聚性区位优势转化。     

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基于东道国产业集群竞争的博弈分析

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新趋向,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古诺博弈分析表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集群企业进行产量竞争的优势在于其较低的边际成本和缺乏需求弹性的东道国产业集群市场结构;同时东道国产业集群开放度也是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集群开放度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集聚到产业集群的竞争中来。     

安徽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随着安徽省经济的发展以及服务业逐渐地向外资开放,研究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对安徽省合理引进FDI,加快发展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安徽省利用外资的现状,影响安徽省服务业FDI区位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潜力、资源禀赋、产业集聚、制度因素等,对此应采取优化服务业外国投资结构,完善投资制度环境,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形成区域经济竞争优势,促进安徽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与优化。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差异性与优化配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际利用FDI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数量和质量差异,这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不利于发挥中西部的区位优势。文章重点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利用FDI规模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质量和效率差异及省际差异,发现有多方面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的形成,包括集聚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成本因素、产业级差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区位因素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FDI优化配置的政策建议。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论产业集聚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制造业的研究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外资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而产业集聚在FDI的区位选择中逐渐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基于前人的理论研究和江苏省的相关数据对产业集聚和FDI区位选择相关性进行初步探讨。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动机分析

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设施、集聚效应、自然资源、制度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等要素,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     

FDI区位选择:市场潜能、地理集聚与同源国效应

通过对FDI企业的区位选择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了FDI企业选择区位时受到市场潜能、地理集聚、同源国效应、地区工资水平以及区域政策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的经验假说。选取2000-2010年期间20个国家(地区)与中国19个省份签订的合同项目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上述经验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市场潜能、地理集聚、同源国效应、地区工资水平等因素对流入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来源于不同国家的FDI在选择区位时所考虑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但多数情况下同源国效应是影响FDI企业选择区位的重要因素。     

产业集聚、FDI约束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约束下产业集聚作用于产业升级机制需进一步探讨。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交互项回归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产业升级,引入FDI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后,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总影响受到FDI引入规模的制约,只有达到拐点值后,产业集聚才能对产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对于产业集聚的区域、行业、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珠三角城市群、中低技术性行业、民营与资本密集型企业集聚的产业升级效应受FDI影响更明显。因此,政府需继续引导产业集聚式发展,扩大FDI规模,培养优势主导产业。     

FDI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及其对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

从FDI和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出发,对二者间关联性进行机理分析之后,利用29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工业企业数据(1986～2008)验证FDI与我国产业集聚水平的相关性,阐述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现状和水平,最后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推动集群建设的对策建议。     

制度分割、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区位

当前,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并已成为跨国公司的新区位,对文献的回顾也证明集聚经济已成为跨国公司新的优势来源。本文从经济组织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对于跨国公司区位的意义,特别注重制度分割对于产业集群的组织属性、效率边界及演进动力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于跨国公司区位的影响。最后提出发展中国家应以制度分割推进产业集群建设来制定引资战略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现有关于FDI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的文献往往忽略经济集聚的作用,文章构建"FDI-经济集聚-绿色经济效率"的逻辑框架,并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FDI对绿色经济效率扮演着双重角色,其既通过产业结构产生负面效应,又通过经济集聚与节能减排技术发挥正面效应;(2)FDI总体上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这得益于经济集聚在削弱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同时,强化其节能减排技术效应;(3)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地区,当经济集聚适度时,FDI与经济集聚能形成协同效应,从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当经济集聚超过临界值,全国与东部地区呈现拥挤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由此致使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FDI的“行业集聚”与行业分布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对影响FDI行业分布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除了分析行业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本文还重点研究了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FDI行业分布溢出。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的产品出口比重对吸收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业内的国有企业集聚对外资企业进入有显著的"壁垒"效应,而行业的工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外资进入没有显著影响。此外,FDI的行业集聚对吸收FDI有正向的行业内溢出,而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行业间分布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后向溢出方面,但没有产生前向溢出。     

服务业FDI能促进服务业集聚吗

本文从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出发,探讨服务业FDI和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内生互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业的集聚性优势已经成为东道国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原因,但服务业FDI并不一定能够诱发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基于中国1991-2009年间服务业FDI数据和服务业集聚指标,本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以期为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产业集聚和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持续上升,但大部分流入了沿海开放地区。本文尝试从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长三角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如此之大的原因,以求从中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另一影响因素——产业集聚,从而为如何吸引外资、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利用FDI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研究综述

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并行的经济格局中,国际直接投资理论(FDI)和产业集群理论这两个原本联系不太密切的理论,现在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方面FDI具有很强的地理集中性和产业集群效应;另一方面在产业集群对FDI也具有很强的吸聚作用,集群理论研究中开始关注FDI;系统地研究和总结FDI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我国食品产业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产业的潜在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市场规模、企业平均规模、市场发育程度、附加值率、产业集聚程度和产业政策是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产业的重要决定因素,劳动力成本可能并不是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产业的重要决定因素,或者这一优势正在弱化。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给出了简要的结论和政策涵义。     

产业转移、国际贸易和CO_2排放——来自我国工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修正的净出口消费指数检验"污染天堂假说"发现,我国没有成为污染产业的"天堂";尽管我国的产业转移是双向的,但工业集聚的程度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构建CO2排放影响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贸易开放程度对CO2排放有负向影响,提高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降低CO2排放;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和参与程度对CO2排放均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或参与程度的提高会增加我国的CO2排放压力。最后指出限制贸易或外商直接投资不能有效降低我国工业的CO2排放,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的,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降低排放密度来控制CO2的排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