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探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的关系对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层面并选取2005—2019年数据,从异质性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的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采取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N”型特征;（2）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倒“N”型;（3）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能源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抑制碳排放,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工业发展水平、资源协调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与能源发展水平进而抑制碳排放。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启示。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是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推动绿色经济提升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来测算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三者间的影响变化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相互作用下,相比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的作用更大。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完善环境规制,扩大对外开放,强化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以推动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分析

基于规制理论的分析表明,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政府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并指明规制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创新理论为基础,运用1998-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该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数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都产生了正面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对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则产生负面作用,但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全过程分析视角的环境规制度量研究

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选择、外商投资、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合理衡量环境规制水平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章基于对环境规制内涵的理解和"全过程"分析,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方面构建环境规制衡量指标体系。对我国2001~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的案例研究表明:总体来看,我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随时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2005~2007年提升的较为快速,而2008~2010年增幅则有所下降;东部地区省市平均环境规制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其政策水平与执行水平两者均高于中西部;另外,政策水平的区域差异大于执行水平的区域差异。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我国电信业价格规制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电信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主要的增长点之一。电信价格一直是电信运营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价格规制理论对电信业定价问题进行研究,结合最新统计数据和现实情况,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电信价格规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给出电信价格规制若干政策建议。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地方政府为何会对企业执行不同的环境规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多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区出现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情况的原因及其地区差异,对环境规制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缺乏关注.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匹配出的2010-2017年中国345个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 显示: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企业规模越大,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     

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

波特假说似乎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双赢"之路。然而,环境规制如何导致技术进步,其内在影响机制是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下的技术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刺激下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实现。     

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11—2018年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内部差异明显,上海一直处于最高水平,江苏、安徽呈波动上升趋势,而浙江呈下降—上升趋势,局部空间格局由较低、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上升为较低、较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对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具有正效应,而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呈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中国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以西北地区为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后者综合得分及其增长幅度均比前者要高;第二,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基本位于过渡区间并且多数是环境规制滞后类型,同时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趋势;第三,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位于环境规制强度系统内。基于此,提出生态理念先行、制度保障紧随、产业升级并行的对策建议。     

政府生态规制能否提升中国生态产业绩效?

构建一套影响生态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政府规制对我国生态产业发展的绩效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政府规制能够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其中,经济规制对我国生态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绩效最佳;行政强制同样具有明显效果,但比经济规制逊色;技术、信息等规制手段对生态产业发展影响并不明显.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立法、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扩大排污权交易范围、增加环保投入以及动员公众参与等五方面提出了完善政府规制的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Panel Data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机制作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污染天堂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而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成为外商企业投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FDI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逐渐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关注。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以182家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其中绿色管理起着中介作用,管理认知通过绿色管理对企业绩效起作用。研究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加强绿色管理,并为我国大力推行自愿型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创新与物流业发展水平

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但同时作为高污染行业,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成为物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创新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交互项模型和门槛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创新和物流业发展水平三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创新的交互效应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当创新水平不高时,过强的环境规制会阻碍物流业的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交互效应的负向作用、创新对物流业发展的正向作用在环境目标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显著,在环境目标未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这一门槛变量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表现出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根据区域的创新水平,采取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