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高能耗产业碳足迹的影响因素——基于de Bruyn模型

利用IPCC法计算京津冀六大高能耗行业碳足迹,利用de Bruyn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二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北京碳足迹贡献度起抑制作用,天津促增作用趋势下降,河北促增作用趋势上升;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效应是京津冀碳足迹主要促增因素,能源强度效应起主要抑制作用,能源结构效应差异明显,北京起抑制作用,天津起微弱抑制,河北起促增作用。最后分析各行业的影响因素,依据行业特点制定碳减排策略,实现三地联控联防联治。     

农业生产碳足迹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VAR模型

基于SVAR模型,选取2000—2017年济南市和莱芜市的种植业数据将其合并计算,测算了其碳足迹,并分析了影响碳足迹的因素,结果表明:农业人口规模对碳足迹具有长期稳定的抑制作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水平在短期内对碳足迹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种植业经济发展规模对碳足迹的影响贡献度最大。接着运用EKC曲线,发现种植业经济发展规模与碳足迹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并通过拐点分析证实了当发展规模小于5.29%时,碳足迹随规模的增加而递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提升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水平、合理配置农业人口规模与全力提升种植业经济发展质量的建议。     

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评价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手段,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选择。文章通过选取我国制造业30个行业为决策单元,对2008~2012年间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有效性处理,并运用两种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各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考察并分析各行业的能效差异。结论显示我国制造业总体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个别行业投入冗余值过高,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制造业能效的对策建议。     

工业领域碳足迹研究进展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工业部门作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排放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碳足迹评价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温室气体排放定量评价方法,已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可.本文基于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工业领域碳足迹评价的相关文献,从工业领域的碳排放源、碳足迹核算的系统边界、计算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几个方面对碳足迹评价方法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终提出了碳足迹在工业领域应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基于STIRPAT模型的西安市碳足迹预测和情景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西安市碳足迹的预测模型。通过岭回归分析后发现,人口规模、人均GDP、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第二产业占比每变化1%,西安市碳足迹量将发生0.536%、0.21%、0.44%和0.457%的变化。人口规模、人均GDP是西安市碳足迹的驱动因素,碳足迹强度下降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对西安市碳足迹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设置发展情景,测算西安市2020—2030年的碳足迹量。结果表明,保持人口和经济适度增长,降低碳足迹强度和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控制西安市碳足迹量过快增长。根据西安市碳足迹趋势的情景分析,提出发展政策建议。     

山西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

为探明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效率的缘由,文章基于山西省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山西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并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2001—2008年期间,山西省制造业总体及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增长趋势,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较小,甚至会"拖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碳减排约束下的能源利用效率研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明显受到国际减排压力。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增长等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基本特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减少能源消耗强度、缓解当前和今后能源供求结构矛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目前研究国内能源效率的文献大多没有考虑中国节能减排的政策压力。而我国2009年发布的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硬约束,显然可能对各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产生影响。由此,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主要能耗行业在碳减排约束下的能源利用效率,发现碳减排约束下能源效率低于无约束下的能源效率。     

区域碳足迹耦合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区域能源碳足迹为研究对象,对辽宁省1996~2014年碳足迹及其耦合度进行了测算。利用脉冲响应分析了碳足迹与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人口压力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碳足迹年均增幅8.249%,碳足迹耦合度由1996年的3.4732变为2014年的0.2484,耦合过程经历了耦合失调——初级耦合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效应、人口压力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足迹增加有推动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效应是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因子,能源效率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对碳足迹增加有抑制作用。降低辽宁省碳足迹的对策可以从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快发展服务业三方面实现。     

逆向技术溢出减缓了我国碳排放吗?——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相违背的现实情况,文章采用2003—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溢出途径的视角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没有有效地减少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投资于发达国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并未对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分地区分析中,研究发现逆向技术溢出对于东部地区的碳排放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逆向技术溢出也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其结果并不具有显著性。基于此,文章认为在引导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充分地考虑可能对国内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多重影响。     

中国各省份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差异研究

基于表观消费量法和碳足迹与碳承载力计算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能源碳足迹和碳承载力进行计算并针对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2年,中国的碳足迹、碳承载力、净碳足迹分别为8 987 302.28 kt、1 797 728.81kt、7 189 573.47 kt,人均碳足迹、人均碳承载力以及人均净碳足迹分别为6.70 t、1.36 t、5.34 t。对各省份分析发现,2012年,碳足迹最大的省份是山东,占9.43%,碳承载力最大的省份是云南,占10.53%。此外,人均碳足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6个,人均碳承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3个,人均净碳足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2个。同时还发现中国北方地区的碳足迹和净碳足迹高于南方地区,而南方地区的碳承载力高于北方地区。     

碳足迹税、生态补偿与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

碳足迹是从需求侧量化的产品内在的能耗所引发的碳排放,它对实现碳生态补偿和加强需求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核算能源消费的碳足迹并量化相应碳汇气体调节功能生态产品的价值,提出基于碳足迹税的生态价值补偿方案,创新了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此基础上,以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构建CGE模型,分析碳足迹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从要素密集度、投入产出和经济增长结构等方面比较分析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研究发现：碳足迹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积极作用,能够促进要素投入的集约化、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实现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减量化,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增长,有助于引导低能耗低排放的高新产业发展,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建议通过碳足迹税引导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上海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文章估算了1994-2008年上海市工业分行业能源终端消费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对其演变趋势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分别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黑色金属行业作为第一排放大户,其排放走势对工业部门整体排放趋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碳排放规模和强度与劳均产出之间分别呈现出N型和倒N型曲线关系;煤炭消费比重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和能源效率对其均表现出显著的限制作用,而投资规模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分别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碳排放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劳均产出和能源效率是对碳排放产生长期影响最强的两个因素。     

制造业生产效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选取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生产效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生产效率与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制造业生产效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有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两个渠道,且对多数省份来说,能源消费结构渠道在中介效应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国家应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提高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基于因素分解模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为例

文章通过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地计算了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增长对山西1990年～2008年CO2排放的贡献度。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因素对山西人均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呈指数增长。相较之,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在碳减排方面的抑制作用在不断弱化,难以抵消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因此,山西亟需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优化能源结构,增加其在碳减排上的抑制作用。     

基于终端消费的旅游碳足迹测算与低碳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旅游相关的碳足迹是我国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候环境的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科学客观地测算旅游碳足迹,是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和落实旅游业节能减排的研究基础。基于自下而上的视角,并结合旅游终端消费的特征,首次引入时空差异因子,构建了具有良好开放性的区域旅游碳足迹测算概念模型。实证测算结果表明,2012年我国旅游碳足迹总量约为33.4×109 kg,约占全国碳足迹总量0.387%,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旅游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终端旅游碳足迹总量仍将进一步增长。此外,通过NPP数据计算和处理,引入碳排放压力指数表征旅游碳足迹时空差异特性,为进一步研究旅游碳足迹的排放特征打下基础。最后,从低碳旅游区域环境保护、旅游终端消费低碳化、低碳城镇协同等方面探讨适合我国低碳旅游发展策略。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外贸出口与能源消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了1997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中隐含碳总量,并采用结构分解法分解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是出口隐含碳上升的主导因素,这是由于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却作为"世界工厂"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生产、加工环节;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变对隐含碳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行业的调整是从某些行业价值链的底端跳到另一些行业的底端,而并非价值链上纵向延伸,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特点并未改变;凭借技术引进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降低能耗有作用,但不很明显,且不够稳定。     

工业过程的碳足迹评价与应用初探

碳足迹作为计算和评价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负荷的重要方法之一,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评价实践。基于大规模工业生产是温室气体人为排放最主要来源的背景和工业过程温室气体控制对遏制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提出工业过程碳足迹的概念,分析工业碳足迹的内涵,讨论工业碳足迹的系统边界,构建工业碳足迹的核算框架,从产品、企业、区域三个层面对工业碳足迹的应用及其意义进行展望。     

国外环保动态

瑞士将对进口化石燃料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瑞士联邦能源局6月28日宣布,瑞士将从2008年开始对进口化石燃料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据悉,瑞士将对进口化石燃料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税为每吨12瑞士法郎(约合10美     

京津冀能源消耗的碳足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导致环境面临压力。运用能源消耗碳足迹衡量指标,计算出京津冀地区1996~2011年的能源消耗碳足迹;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进行拟合回归,讨论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定量关系,找出能源消耗碳足迹的影响因素,从而验证京津冀地区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果表明:首先,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耗结构一直变化不大,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其中煤在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京津冀地区碳足迹呈现上升趋势。再次,京津冀地区人均GDP和能耗结构是驱动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产业结构对碳足迹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最后,脱钩指数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处于相对脱钩状态,而回归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