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且多元化趋势日渐增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以货币供应量为监控的货币中介指标已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总体的融资规模,更削弱了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所以,应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

我国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价波动对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高于房价。而资产价格波动则对数量型调控工具产生明显的反向冲击,且数量型调控工具对房价泡沫膨胀更为敏感。股市与房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却对通货膨胀产生助推作用,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效用不强,反而加剧了通胀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关注"而非"盯住"资产价格波动,同时应构建包含资产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发挥资产价格的辅助监测指标作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及有效性。     

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稳定

基于含消费惯性和金融加速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定量解析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下通胀预期偏差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偏差对经济有正面影响,而数量型工具调控时有负面影响;短期内,数量型工具能更有效遏制通胀,长期看,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央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不同政策工具,构建基于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标和通货膨胀预期测度,提高政策的可信性和可测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与调控.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有效性——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本文构建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工具对通胀预期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数量型货币工具则不显著;在短期内,价格型工具比数量型工具更能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前瞻性和可信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和调控。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应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近年来,我国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明显减弱。应推进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与政策工具最优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结合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动态模拟分析和调控效率数值分析以系统考察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调控效率,最后据此遴选出最优政策工具.研究结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引致经济均衡偏离程度最小;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外生冲击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较小,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也明显快于数量型;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调控效率均明显高于数量型工具.为此,本文认为“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的战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央行应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同时,央行可适当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     

双目标货币工具规则的最优设定与选择

基础货币、短期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两种工具与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这两种货币工具来分别设定满足双重目标要求的货币政策规则.在规则约束下,利率对通货膨胀偏差的反应程度要高于经济增长偏差,而基础货币对经济增长偏差则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基础货币规则能够实现逆经济风向调节,而利率规则却表现出顺周期调节特征.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目标时,可在规则中将两个目标值设定为点或区间,由于点目标在操作中缺乏灵活性,所以,适宜将目标设定成一个区间.在货币工具规则的选择上,基础货币规则要比利率规则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规范.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货币数量、利率价格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恰当选择,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关键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指标向价格型指标的转移。本文分别就数量型指标与价格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M2指标已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主体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投资,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趋于减弱;社会融资规模更能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其传导效应尚未有效形成,仍有完善空间,预期可成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强劲之源;价格型指标具有比数量型指标更好的传导效应,基于真实交易形成的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显示出较好的传导效果。本论文建议现阶段中央银行务实的选择是数量与价格指标并用,持续优化社会融资规模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通货膨胀的非货币因素

<正> 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给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货币数量过多引起的物价的普遍上涨,据此,治理通胀的唯一政策选择就是提高利率紧缩信贷以达到控制货币数量和稳定物价的目标。与之相对,非货币因素的通胀,最基本的特征是物价上涨同货币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物价上涨在前,货币数量增加在后。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价格放开后,提高利率、紧缩信贷、控制货币发行一直是治理通胀的基本政策手段,但是1993年,利率大幅度提高了,货币也紧缩了,物价却依然不断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只能是过去几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改变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产生了非货币通胀压力,使简单的货币紧缩对之无能为力。进入1994     

温和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2003年以来,我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进入了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一轮温和的通货膨胀主要源于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而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主要源于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M0、M1、M2以及贷款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缓解和释放通货膨胀压力既需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需要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实行"双升"的货币政策,在调升人民币利率水平的同时调整人民币汇率,既升息又升值,但升息和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     

利率调整和通货膨胀预期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中国市场粮价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大宗商品价格与货币供给和真实利率存在密切关系,并且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往往要超过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本文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理性预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预期通货膨胀波动和利率调整通过改变真实利率影响经济主体的存货需求。存货需求波动进一步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超过通货膨胀波动幅度,并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出现“超调”现象。将本模型应用到中国粮食市场发现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很好地支持了本模型的结论。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基于一般均衡方法的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利率市场化改变了货币需求和利率传导的现实环境,对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具有深刻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家庭、厂商和货币当局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总需求、总供给以及货币需求三类冲击对于货币当局目标函数取值的影响,揭示了中央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倾向于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我国1996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局限性将日益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优越性则会逐渐显现.     

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变化趋势

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Wald系数约束检验,对我国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财政收支、货币供给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财政收支、经济增长是货币供给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看,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因此,结合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预期的实际,应将财政政策与货币供给政策配合使用,即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要搭配,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搭配。     

货币紧缩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研究

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具有长期正相关性,而实物类资产货币化和金融类资产扩容可能延缓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的相关性使调控货币、通胀成为传统的政策手段,但在通货膨胀综合了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下降,而在货币供应存在信贷配给和双轨定价等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总量意义的货币紧缩反而会提升金融成本并对短期通货膨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逻辑上看,高货币存量决定增量紧缩将成常态,只有消除制度约束,推进利率市场化,发挥价格变量的引导作用,才能保证货币调控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价格动态冲击的识别检验

文章以不同的货币政策手段在资产价格波动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作用效果为出发点,通过SVAR模型,识别出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单独动态冲击,并分别分析了膨胀阶段和低迷阶段的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程度,以解决针对不同阶段资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和时机的选择问题。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作用具有有效性,在价格膨胀阶段可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利率手段对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微调,当出现价格泡沫时控制货币供应量会收到即时效果;而在资产价格低迷阶段,以利率调节资产价格具有明显和相对持久的作用。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助于金融稳定吗——基于时变货币需求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再评价

金融稳定事关经济与金融发展全局,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稳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动态评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提供了一个评价基准,并基于此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与非对称性特征进行再评价.结果 表明:首先,现代金融环境下,国民收入、金融资产以及支付手段创新因素对货币需求存在正向影响,机会成本与货币替代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需求;其次,货币缺口可以用来合理划分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以货币需求为基准、货币缺口为指示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整体有效,并且可以兼顾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双重调控;最后,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应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其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产出效应,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则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论或可为切实提高数量型货币政策在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并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效应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流动性过剩背景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及政策选择

在双顺差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紧缩效果在较短时间内即被外汇占款增长所抵消。名义利率调整滞后于价格水平上涨导致真实利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抵消了货币当局通过数量工具收缩流动性的效果。在宏观经济存在潜在过热风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依据泰勒规则加强对名义利率的调整,避免宏观经济的过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