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前沿探析与展望

国外关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前沿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宏观层面探讨知识溢出对城市的生产力和城市发展规模的影响作用,涉及了知识溢出与城市聚集经济、城市规模发展及产业发展;二是从微观层面讨论知识溢出效应,重点研究了知识传播机制,知识溢出与网络、空间距离及研发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上述前沿内容的探析,文章针对研究现状中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国内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述评

随着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FDI对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实证分析中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整个地区宏观层面和工业（或制造业）层面对全国、个别省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研究述评

关于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知识溢出的内涵、产生原因、类型、溢出途径等;实证研究以知识溢出测量及效应分析为主,文章对上述内容分别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评述,并针对国内外最新研究现状提出展望。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

从城市创新产出和空间知识溢出角度提出了信息通信技术（ICT）重塑城市创新格局的理论假说。基于中国26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半参数门限空间杜宾模型测算ICT对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的非线性作用和非对称的空间知识溢出。结果发现,ICT显著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创新产出,且创新提升效应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ICT用户规模更大的中心城市创新提升效应更大;空间知识溢出提高了城市整体的创新产出,但空间知识溢出具有非对称性,中心城市利用ICT集聚优势能够获得更大的空间知识溢出。通过扩大外围城市ICT用户规模,达到70万户的门限值,有助于塑造协调的城市创新格局。     

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基于省际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生产性服务企业因其服务的专业化和即时化特点,倾向于在交通发达的城市集聚,本文基于2005~2015年省际的空间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即交通基础设施对所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相邻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一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地区之间,地理上邻近性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地理位置相邻但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出现分化的现象。通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全国层面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小,这与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和溢出效应的差异有关,因此政府需要根据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发展潜力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基于四维分解的FDI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本文研究珠三角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溢出的途径将溢出效应分为投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贸易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市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以及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差别明显,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存在与否与城市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珠三角沿海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明显强于内陆腹地城市。最后为珠三角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及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借用规模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时空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日益突出,客观准确识别城市收缩现象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收缩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从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的视角,对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现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数量、收缩程度和区域分布都存在显著差异。(2)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2种效应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中均表现出异质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象。功能层面以规模借用形式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效应都显著;绩效层面则以集聚阴影形式存在,在非城市群中效应不显著。(3)借用规模因城市规模不同对城市收缩呈现非线性影响,功能规模借用水平表现为大城市>小城市>中型城市,而在绩效层面中小城市表现为集聚阴影,大城市则表现为绩效规模借用。     

转型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的 传导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基于本地知识溢出的视角

本文基于本地知识溢出的视角,阐述了集群内本地知识溢出的传导机制,从集群内部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出发,利用对浙江省不同地区代表性产业集群企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本地知识溢出对集群企业成长和创新发展的影响与效应。结果表明：企业间直接合作、员工流动和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成长和创新发展均有显著正向效应;企业衍生对上述两方面有显著负向效应;企业间非正式交流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公共平台的利用效率对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则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产业集群升级可能性路径的政策建议。     

网络嵌入、集聚模仿与大学衍生企业知识溢出——基于中国三大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引入新网络特征——空间集聚结构发现,我国企业集群知识溢出存在空间模仿效应。为此,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修正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考察大学衍生企业网络嵌入演进对企业集群知识溢出的真实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关联、信任、关系联结规模和中介中心度有助于提高企业集群知识溢出水平,知识认同度和互惠程度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最优均衡;网络嵌入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模仿效应,在连续性知识空间更多表现为邻近效应,在间断性知识空间则表现为异质效应,集群内空间模仿效应强于集群间;在控制空间效应后,仅在波纹状集聚结构的环渤海集群存在结构洞与知识溢出的负向关联。基于上述结果,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海洋装备集群未来发展政策及启示。     

网络嵌入、集聚模仿与大学衍生企业知识溢出

引入新网络特征——空间集聚结构发现,我国企业集群知识溢出存在空间模仿效应。为此,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修正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考察大学衍生企业网络嵌入演进对企业集群知识溢出的真实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关联、信任、关系联结规模和中介中心度有助于提高企业集群知识溢出水平,知识认同度和互惠程度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最优均衡;网络嵌入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模仿效应,在连续性知识空间更多表现为邻近效应,在间断性知识空间则表现为异质效应,集群内空间模仿效应强于集群间;在控制空间效应后,仅在波纹状集聚结构的环渤海集群存在结构洞与知识溢出的负向关联。基于上述结果,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海洋装备集群未来发展政策及启示。     

城市密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城市街区尺度密度的证据

城市密度作为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重要表现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其不但能够影响生产率、经济增长及生态环境等,而且对城市的创新效率这一关乎长期增长的因素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专利数据库,并结合LandScan人口空间分布数据,构建了包含企业—年份维度的300多万个样本,基于OLS与工具变量法系统识别了城市内部街区尺度的密度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区层面的密度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高密度发展的创新外溢效应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街区尺度高密度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其能够帮助企业吸取知识溢出的养分,克服知识溢出面临的地理阻碍。     

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两广城市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两广地区3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各个城市的专业化系数与多样化系数,通过构建包含知识溢出效应的城市产出模型,实证检验了两广地区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网络基础设施、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以知识溢出为切入点，借助“宽带中国”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地的创新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2)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创新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变大后变小，在网络扩张的第3年达到最大。(3)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规模较大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发达的城市更大。(4)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也会产生正向影响，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会高估网络基础设施对本地城市创新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国家发挥“网络强国”和“创新强国”战略的“合力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高速铁路与城市规模扩张——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多期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DID)估计方法分析了2007-2010年中国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由2007-2009年的负效应转变为2010年的正效应,并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发挥高铁的城市功能,必须与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同时,为避免高速铁路对落后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应率先选择具有分工明确、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之间发展高速铁路网,从而构建协调、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城市人口规模会增长1.15%;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则城市人口规模增长0.17%。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家庭及城市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     

高速铁路建设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一个实证

知识和创新溢出存在空间壁垒,高速铁路能打破区域空间阻隔,缩小时空距离,促进以知识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构建200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区域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研究高速铁路建设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速铁路建设与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东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影响不够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起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高速铁路修建改善了区域投资环境,打破了区域阻隔,有助于增进知识溢出效应、加速要素流动,对中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证实在中西部地区建设高速路具有正确性和必要性。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及溢出效应

基于我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6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发明专利授权量测度城市创新能力,分析我国城市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以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商投资、对外贸易作为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东部强于中西部、沿海强于内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区域差异较大,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增速最快;知识溢出是城市创新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创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增强,但创新溢出效应的区域差距依然明显;研发投入对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创新产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本市有较大贡献,但对周边表现为显著负向溢出;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对城市创新影响较小。     

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阐述智慧城市对营商环境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8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3年启动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改善了地区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通过提升地区知识溢出水平、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以及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在城市异质性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改善效应仅仅发生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非直辖市及非省会城市的中小型城市中,知识溢出水平越高的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越强烈,但是在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中,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则不再显著.因此,在下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进程中,应当加强城市知识存量水平建设,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加大对城市差异性的关注.     

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溢出还是虹吸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具有外部性,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它邻近城市的影响究竟是比翼齐飞的溢出效应,还是损人利己的虹吸效应?回答该问题对当前“强省会”战略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从收入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角度构建理论模型,采用2011-2019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实证检验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溢出效应显著,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该结论成立;②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南北差距不明显,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东中部地区,中等规模城市的溢出效应明显高于小规模和大规模城市;③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并不能通过分工机制予以解释,而是通过学习机制和共享机制实现。为此,需要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发挥省会城市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原则,构建数字经济错位发展格局;明确省会城市和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定位,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打造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     

知识溢出研究脉络及其研究方向——基于成本视角

从知识溢出成本的视角对知识溢出的研究脉络进行了回顾,认为知识溢出研究演进的关键点如下:确定知识溢出存在溢出成本;提出知识生产函数;集聚与溢出的关系;引入异质性。结合现有技术和理论的发展趋势,认为广义运输成本降低下的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流动与空间结构、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空间异质性、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是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