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基于中部地区1995～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干预对金融加速经济发展的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金融业的低水平稳态发展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地方政府因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适当干预金融发展能弥补地方金融自身发展的不足,促进金融发展推动地区的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竞争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运用中部地区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金融发展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为了赢得“GDP竞赛”,需要通过金融部门的发展来调动区域内的资源,这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各省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得到有效发挥,从而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干预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影响到金融部门服务地区经济的发展。     

地区金融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为明确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地区金融发展中的角色,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95—2009年西部十省（市、区）地方政府行为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具有典型的“公司型政府”特征,政府干预的金融增进作用不明显而金融抑制作用明显。据此,本文提出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力求“中性”,减少对金融的索取性干预,要为地方金融发展提供“市场增进”支持等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失衡的区域性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失衡,东部地区金融深化与发展的程度较大,西部金融增长速度较快而效率较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发达水平、金融政策及外部金融环境是决定金融发展纵深度的主要原因.调节和改造这种金融发展失衡需要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地方政府、银行与经济相关的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协调运作.     

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的影响研究

在考虑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了以金融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门槛值也较高;金融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门槛值相对较低;而一旦地方政府规模超过最高“门槛值”,地方政府较难通过金融市场来缓解债务压力。因此,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应将债务控制在一定适度范围内,并加强债务风险管控能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地方政府支持科技金融发展差异性研究

科技与金融相互融合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地方政府是推动科技金融协调发展的引导者。对地方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路径进行分析,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以江苏省苏南和苏北地区为例对地方政府引导科技金融发展路径及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苏北地区金融市场欠发达,高新产业融资模式仍以内源式传统银行贷款模式为主;苏南地方政府对科技金融的引导力度和贡献程度显著高于苏北地区。最后,提出了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研究

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金融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会显著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但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举债融资过程中处于劣势,地方政府债务带动金融资源配置的效果较弱。金融发展落后地区必须着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能增强地方政府债务的资源配置效率。     

从金融中心理论看武汉金融中心建设

本文将金融中心理论总结为六大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国内研究表明,中部地区金融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武汉具有成为中部地区金融中心的领先优势,建设武汉金融中心应注重提升功能,推进创新,进一步提高金融集聚与辐射力。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Based on the Two Fixed -effect Model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将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判别驱动地方政府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中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则表现为发展驱动型,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制度收益。中央政府要达到控管农地非农化进程的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经济管理手段来约束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违规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引导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节约与集约利用非农用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建立基于我国31个省1978—2009年数据的面板模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东、中、西部划分标准,采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这三个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不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接下来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中部塌陷、金融弱化与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

本文从分析中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现状入手,探究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瓶颈以及金融弱化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中部六省的省级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总量、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城镇化水平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部崛起与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日益优化、供给不断增加、需求稳中有进,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地区性差异。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继续完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充足普惠金融供给、促进普惠金融需求,助力共同富裕目标早日实现。     

中部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笔者基于多变量VAR模型,对1978年-2008年间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并未实现互动发展.相应地,中部地区应加快金融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中部崛起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发展.     

武汉建设碳金融交易中心研究

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碳金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些国家以及国内许多地区相继建立了一些碳金融交易平台,碳金融正成为新的区域竞争热点。本文基于“三维立体建设”思路和多维度共同推进策略,为武汉建设碳金融交易中心、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金融机构提供策略建议和决策参考。本文研究将对武汉建设碳金融交易中心,进而对武汉成为中部金融中心以及建设“两型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

笔者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地区的政府投资挤出(挤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挤入效应最明显,西部次之,而中部地区则最低。另外,民间投资除了受到政府投资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波动、城市化率、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城市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合意的民间投资水平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经济转型中的法治水平、政府行为与地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在以政府主导甚至干预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转型经济中,政府行为会影响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95-2005年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研究了政府行为和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政府行为这一制度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转型期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明显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对法治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产生部分挤出效应,甚至是完全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结论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政府行为主导金融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也对主流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