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自治视角下无权处分的概念解读

无权处分是民法学上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制度。它不仅涉及物权变动的模式区分,而且与善意取得、不当得利、权利瑕疵担保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现行立法中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引起了长期未止的争论。以私法自治作为正当性说明的基础,对无权处分、处分权、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的概念及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及权利瑕疵担保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私法自治原则进行了展望与新思考。     

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无权处分行为在民法学界一直是广受关注的问题，从我国《合同法》对无权处分的规定和《物权法》对善意取得的相关规定分析，我国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制度存在冲突。通过对其他国家所有权转移模式进行比较．认为可以通过修改合同法，将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认定为有效，在不改变善意取得条件的前提下，承认同一原则，从而解决二者的冲突。     

论无权处分的效力

目前,对于无权处分的效力有不同的界定。从有效合同的要件来看,我国应采用效力待定说,但必须对效力待定的范围做出限缩,根据相对人是否善意判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自行转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可行性——兼论自行转租行为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对承租人自行转租的行为采取了类似于德国和日本的限制主义立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并不完全否认自行转租行为的效力。在我国,无权处分理论与自行转租是存在契合之处的,自行转租符合广义上的无权处分的范畴,可以适用无权处分理论来分析自行转租行为,在动产自行转租和不动产租赁备案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善意次承租人的利益。     

我国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构成的缺陷及其完善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动"的安全的制度架构,集中解决在无权处分情况下的权利瑕疵问题。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解决了无权处分的权利取得问题,但它将登记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起点,对不动产善意买受人保护不够,构成善意取得在公示方面的缺隐;同时对无权处分人所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瑕疵及延迟交付等问题无暇顾及,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救济调节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该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己为大多数国家民法所确认,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创设的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包括: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转让人必须为无权处分财产的人;受让人须通过交易性质的法律行为有偿取得财产;善意取得的财产主要是动产。目前,我国正在构建新物权法,作为现代民法物权的一项重要制度,适当扩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是符合法律价值趋向的。     

论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

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一直就有争论,相关论文也非常多。在主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对待和坚持物权行为有因性的前提下,对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加以区分控制。     

试论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与所有权转移的关系

在出卖人没有处分权的买卖行为中,合同的效力与所有权转移之间的关系,是民法学界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根据法律行为划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观点,运用法律事实分析权利变动的方法,综合考虑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分析了不同情况下的无权处分中买卖合同效力与所有权转移之间的关系     

试论无权处分合同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就他人的权利标的所为的处分行为。在我国立法中主要体现在合同法51条，国内学者通常认为该条是我国对于处分制度的确立。在学理上，由于两种模式下的理论环境不同，引发了对于无权处分内涵的讨论，也引发了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的联系等一系列问题。     

论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归宿

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说:“无权处分行为是法学上的精灵。”一直以来我国都有众多学者在探讨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合同法》颁布后学者们围绕第51条的理解,就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见解。有无效说,效力待定说,以及现在似乎呼声最高的有效说。笔者欲从无权处分行为的内涵出发,参照各国的立法模式并结合国内各种学说,试图找到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最好归宿。     

论业主专有权

业主专有权是业主权体系中的核心权利,是传统物权法中建筑物区分所有之专有权的上位概念。只有将业主专有权定性为占有方能完成其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完美对接。业主须在专有部分的空间范围内有限地行使专有权,当业主专有权受到侵害或无法实现时,业主可以采取公力或私力的方式进行救济。     

财产权的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

传统意义的财产权包括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和无体物(债权、知识产权、有价证券)等,以及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或支配等各项权能;现代意义的财产权还包括个人公法财产权。基于财产权的制度性保障理念,各国宪法都授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以形成财产内容,限制财产的存续状态和使用收益等。财产权限制之法律的合宪性基准,包括财产内容的形成应该尊重立法裁量、私有财产之限制不得忽视意识自治、公法财产之限制不得影响生存保障、出现征收与限制两可时注重财产价值补偿。     

论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侵权的归责原则，是指确定行为人对其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一般准则。我国理论界对于知识产权侵权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存在较大的分歧。知识产权侵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在其归责原则方面，应分别不同情况，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一般情况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规定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社会保障财产权的保护研究

社会保障财产权的保护问题是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产权明晰、界定实效、得到保障是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的内在要求;明晰社会保障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置权等权能结构是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社会保障权益的维护与实现以及社会保障财产的保值增值是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的核心。社会保障产权保护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制度设计以及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等方面的努力,并通过设立社保基金产权监督委员会,构建社会保障基金＂产权监督、管理、营运＂体系。     

农地物权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比较考察

何谓农地物权制度、何谓农地产权制度,分别应当作何界定及其分别所具有的特点、内容、局限性是什么,彼此间有何关系,是研究农地产权制度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分别探讨两种农地制度的演进,认为内地法系的土地物权制度过分强调了所有权的优位,影响了农地的社会化利用,普通法系土地产权制度不过度追求物的归属与全面支配,但重视农地的实际占有与利用,当前,农地物权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交融互鉴的趋势。     

知识产权法体系重构初探

尽管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其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有极大的独立性。由于缺乏历史给养的长期积累和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再加上国家之间利益争斗因素,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还很不完善,其理论基础极为脆弱。本文从辨析知识产权与支配权的关系着手,探索性地提出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是“控制性传播权”,从而全面概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进而以此为基础力图对知识产权法体系加以重构。     

社会转型时期疑难案例的制度性成因

疑难案例的大量存在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律自身的问题。当法律规定的权利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违约者不能受法律制裁,权力者不依法办事,法律就没有威力,这样社会就处于一种“无法”状态。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如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存在张力而导致的矛盾;权力交叉重叠而导致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权力部门和权力行使者行使权力过程的非市场化而产生的公共权力私有化;以及权利对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疑难案例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因而疑难案例的消解也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商业银行发展国内保理业务法律问题探究--由爱立信"倒戈"引发的法律思考

南京爱立信“倒戈”在我国银行业引发了一场“震级”不小的“地震”,使商业银行发展国内保理业务,开办“应收账款买断”即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成为必要。但开办无追索权保理业务对银行来说又具有较高的风险。因此,为了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本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的分析,提出了应如何建立和完善银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议,并针对现状提出了两点立法思考。     

中国动产抵押权变动模式论

动产抵押权变动由罗马法和日尔曼法的形式主义到近现代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登记对抗主义,无疑走向了历史的倒退.由于登记的公示机能无法像占有那样随着动产物权变动而彰显,而且对一些价值不大的动产进行登记可能造成不便,增加抵押人的费用.因此,为了兼顾交易快捷与安全,有必要在登记之外寻求其他的"形式表象"来表征动产抵押权的变动.     

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范的立法模式

在现代法中,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私权类型,我国民法典理应对其予以适当规范,但知识产权法具有高度不稳定性,且其规范体系的独特性使其很难与民法典的整体兼容,所以知识产权规范不宜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明智的做法是在总则编的“权利客体”与“权利救济”两章中对知识产权作相应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