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信任修复的均衡性研究——以国产大型乳品企业为例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迅速修复。它是消费者对乳制品的刚性需求、政府运动式打击的结果。这是非稳态均衡。一旦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或食品安全事件反复发生,消费者对国产大型乳品企业的脆弱信任将迅速瓦解。大型乳品企业只有切实实现持续生产安全奶品承诺,市场化治理机制和行政性治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消费者信任修复的真正均衡才能实现。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形成机理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862份调查数据

近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我国食品安全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笔者在对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862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受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各有关主体的信任、消费者对相关机构监管作用感知的显著影响。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的结果也从消费者感知角度反映出政府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被动地位和食品质量信息披露中的角色缺位等问题。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研究

近年来,以＂地沟油＂、＂毒奶粉＂为代表的食品安全违法事件屡屡发生,给中国的消费者和食品行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食品安全的诸多问题反映了中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诸多问题与不足。食品生产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强—弱＂规制的博弈关系,其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成本收益、外部性成本以及对地方政府的俘获等,有关部门可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结论出发,有针对性地从规制角度提升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市场机制的信号失灵、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行业协会的监督缺位以及媒体调查的短视行为,是目前我国食品行业深陷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而难以自拔的四大因素。本文将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引入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研究领域,在国内外现有的食品安全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拓展,构建一个适用于常规食品体系情境下的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机制理论分析框架。     

食品安全、监管有界性与制度安排

现有研究主要将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总体方向定位为强化监管,隐含了增加监管力度就会减少市场违规行为的假设。本文基于理性与有限理性假设的违规决策分析,在理论上发现并通过仿真验证:加大监管力度对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某些情形下,随着监管力度的增强,食品安全违规行为反而逐渐增多("监管困境")。同时,生产经营者的平均收益水平和行业总体收益水平也会相应降低("违规困境")。据此,作者提出食品安全治理的"监管有界性"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应从单纯增加监管总量的制度安排转变为结构动态优化的"监管平衡"制度安排,即监管者面对监管资源不足的严峻现实,应联动地看待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三元结构,根据生产经营者的违规超额收益和消费者支付水平动态调整监管力度,而不同的监管力度又会影响生产经营者的违规超额收益和消费者的支付水平,以此追求食品安全监管的三维动态平衡。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激励机制分析

中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直接暴露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诸多漏洞,亟待完善.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食品监管环节存在"中央监管机构--地方监管机构"以及"地方监管机构--食品企业"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内在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各级监管机构与食品企业各方利益不对等.基于激励相容理论,完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该从明确各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加大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等方面着手.     

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相关者责任: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维度的分析

在食品安全治理进程中,政府监管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自律以及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正确认知也不可或缺,因此,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相关者责任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该体系中,政府的责任主要是通过建立规制、提供信息为相关者提供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企业的责任主要是建立有助于实现自律并提高社会信任度的保障体系,消费者的责任主要是正确认知并理性表达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意愿。     

品牌企业食品安全事故的原因及治理机制研究

品牌企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包括:品牌企业追求品牌价值最大化的竞争策略使供应链经营模式畸形化,品牌企业实施创新型竞争策略引发食品价值性与营养性矛盾,品牌企业传统业务流程引发对消费者责任意识弱化,地方政府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行为具有外部效应约束了监管动力。为有效治理品牌企业食品安全事故,应采取的主要策略包括:供应链上品牌企业对中小企业经营控制行为向经营服务行为转变,品牌企业应建立基于消费者营养性的产品价值创新战略,品牌企业应建立与食品安全相适应的业务流程,建立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地方政府监管体制及多层次社会参与的品牌企业监管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信号传递博弈分析

近期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暴露出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不完善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而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信号传递博弈分析,对得出的均衡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增加政府监管收益、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违法企业惩处力度、提高合格达标企业声誉收益以及减少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能够有效解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对策。     

社会信任、企业违规与市场反应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社会信任对中国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及所导致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社会信任度高的地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违规的比率;在控制公司内部治理和法律执行效率因素后,社会信任与企业违规比率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并没有改变。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企业失信行为,投资者的预先期望会出现断崖式垮塌,使得社会信任在经济社会中的价值丧失,即当企业宣告违规时,在社会信任度高的地区其股票会出现更大的市场反应。     

山东省食品安全监管治理结构重塑

自2008年后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了重大的民生问题,因此,山东省同样加强了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但2013年以来,山东省食品安全事故依然频繁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山东省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低效。就此,通过实地调研深入研究山东省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低效的原因,并从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公众四方面提出治理结构重塑的政策建议。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与社会共治

网络餐饮为消费者就餐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对潜藏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系统分析了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与机制,并识别了不同监管主体的调节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上海市消费者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网络餐饮存在“柠檬市场”困境,便捷偏好、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和媒体监督下,网络餐饮的“柠檬市场”困境被缓解。此外,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信息渠道也能削弱消费偏好对消费者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概率的影响。文章认为,完善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需要在社会共治理念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多方主体的监督作用,促进政府主导型治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型治理转变。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合谋博弈分析

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食品安全监管是政府治理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径.在食品监管的执法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非安全食品产生的超额利润,导致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存在合谋行为.文章运用博弈论基本原理,通过对博弈整体分析和对关键人的具体分析.得到影响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完善食品市场安全的建议.     

政府信任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经济形势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其通胀预期的影响。基于2005年、2007年和2009年三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混合截面数据,考虑到居民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内生性可能,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形势平稳时,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其预期的未来通胀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居民较高的政府信任程度会导致其预期的未来通胀水平较低,即这种影响显著为负;在经济形势较差时,这种影响显著为正。此外,与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居民相比,初中教育程度及以上的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其通胀预期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不同的经济形势下,政府会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等宏观调控目标之间权衡,而这种权衡会通过居民的政府信任机制对其通胀预期产生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相关部门在制订通胀预期管理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政策作用客体即居民的异质性特征对政策效力影响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食品安全不能寄望于行政监管

毒奶事件爆发以后，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重视，比如，对名牌产品不再迷信，对食品的生产知识越来越了解，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如何保障食品的安全问题上，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犯了迷糊，他们寄希望于政府，认为只有政府加强监管，才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有的人甚至天真地认为，食品安全事关百姓生死存亡，政府应当通过加强监管来预防一切有毒有害的食品进入市场。     

食品市场交易与监管博弈分析

食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本文从有无政府监管两个方面,对食品市场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在无政府监管情况下,企业生产劣质产品,消费者以低价购买劣质商品;而在政府监管下,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劣质产品的概率降低,因此,在食品市场中,政府应加强监管,保障食品安全。     

公司治理中的公共信任分析

由于现代公司治理逐渐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而且公司治理的发展过程就是公共信任的逐渐形成过程,因此,现代公司治理在于提供公共信任。公司治理的内部治理为公共信任提供了基础,外部治理为公共信任提供了保障。公司治理中公共信任的供给不同于政府的公共信任,具有如盈利性、复合性、长效性、仿效性和易监管性等特征。现有的研究能够证实公司治理的公共信任特征。我们用公司治理的公共信任理论去解释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以及FBI为何先于股东的诉讼而发起对公司的调查,结论是公司治理提供公共信任时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信任危机下的消费者信任提升策略研究——以乳品行业为例

近年来,危机的频发导致了国内很多行业出现消费信任危机,使得政府、企业及行业相关组织都在积极寻求有效的信任提升措施。本文以乳品行业为例,基于北京市消费者调研的数据,在消费者对乳品信任偏低的情况下,探究了如何通过企业和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来提升消费者的信任,研究显示:企业采取展示策略、外部主体(政府、专业机构、媒介等)采取约束策略能有效地提升信任,外部主体(政府、专业机构、媒介等)的约束策略效果更佳。     

企业危机公关中消费者信任的维系

文章在研究消费者信任层次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危机公关原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消费者不同层次信任维系的策略,并结合蒙牛牛奶投毒事件具体案例论证了文章提出的:探求真相、分享事实,维系消费者认知信任;开诚布公、协调沟通,维系消费者情感信任;事件公关,加强消费者行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