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基于“波特假说”的质疑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管制企业创新,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发现,波特假说不具有一般性。环境管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主要是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的差异化、企业对环境管制的态度等方面,企业的处境不同,环境管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也就不同。我们不能完全迷信于波特假说,而是要具体分析我国企业的现状,制定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环境管制措施,尽量减少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真的成立吗——基于空间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同时从环境治理效果和环境治理成本角度选取指标刻画环境规制水平,综合考虑变量内生性和空间溢出性问题,以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VAR模型分别对全国整体以及东中西区域环境规制、FDI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就全国整体而言,环境规制与FD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成立的,并且相邻地区间环境规制行为存在明显的"逐底效应";环境规制效果在我国不同区域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在西部地区"污染避难所假说"显著成立,在东部地区却支持"污染光环假说"。     

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与对策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通过建立FDI与环境标准的关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虽然显著,但是程度很小,中国并未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技术创新、 资本深化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环境规制视角,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技术创新、 资本深化与制造业竞争力的内生关系,并利用分行业数据进一步检验不同污染密集度下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何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整体来看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波特假说"得到验证.分行业回归结果显示,重度污染行业的多数变量对技术创新表现负向影响、 缺乏内在创新动力,中度污染行业则明显存在资本过度深化问题.由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表现差异化的影响,整体、 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呈现U型特征,而重度污染行业则表现为倒U型特征.     

中国对欧盟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基于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再检验北大核心CSSCI

运用2005—2016年中国对欧盟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对一国国际贸易专业化分工的引擎作用,从两个维度验证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均不高,"污染避难所效应"尚未在中国实际凸显,但工业行业碳密集型程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分别对其出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故在中国工业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下,即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目前尚未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也面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潜在威胁,须引起重视。为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产生,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推进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培育低碳导向的产业共生系统,以降低各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二要改革政绩考评导向、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协调消费、生产与碳减排的关系,以进一步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并强化执行效果。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与环境规制交互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非东部地区企业中并不明显,表明波特假说的成立有一定的条件。其次,高管短期薪酬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高管持股比例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均存在正向作用。而高管在职消费仅在东部地区企业中增强波特假说的有效性。     

论环境管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协调

目前 ,环境管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传统观点认为 ,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 ,从而会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 ,近年的研究和实践表明 ,环境管制不仅不会使企业丧失竞争力 ,而且会诱发创新获得创新补偿。因此 ,正确把握环境管制和竞争力的关系 ,有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先动优势。     

引资竞争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污染避难所"有关假说,在FDI区位选择理论中加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因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地方政府以降低环境规制为手段策略性争夺FDI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到底"(race-to-bottom)的事实。基于2005年至2013年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本文对以上两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出于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有动机降低环境规制水平;考察环境规制策略性的空间计量模型显示,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政策博弈的确存在着"竞争到底"的特征。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面对环境规制的逐步深化,国外研究者对环境规制究竟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本文概述了实证研究中的三种主要结论:制约假说——环境规制导致成本增加并降低企业绩效;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引致技术创新并提高企业绩效;不确定性假说——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确定。旨在对国外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梳理和概述,并评述其不足之处,为国内未来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论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竞争力的培育

本文在阐述环境污染的经济学解释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论证了Barbara＆McConnell等人反驳关于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的验证基础存在缺陷。同时,进一步论证了在有效的环境规制约束下,通过创新补偿、先动优势等途径有可能实现环境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实现帕累托效率。在论述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竞争力实现共赢的条件的基础上,阐述了企业环境竞争力的实现途径和方法,并对政府相关的政策和职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成为国际经济学和环境管理与能源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建立各种数学模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对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研究.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提供借鉴和建议,以求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既能解决环境问题,又能最小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本文在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主要观点以及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希望能够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一汽企业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关于环境规制的大量研究,但少有文献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基于六种环境规制,利用一汽企业的微观数据,比较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主要的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政策的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的监管力度保证了环境规制的效果。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政策的效果,有针对性地实施环境规制;且政府与企业间不是零和博弈,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助力还是阻力——基于“强”与“弱”波特假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精确揭示全球价值链低碳化趋势下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本文以强、弱“波特假说”为视角，利用2016年WIOD发布的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方面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价值攀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动态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阻碍作用，长期中将显著激励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一步的面板门限检验发现，仅有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门限值”后，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在“波特假设”的传导机制检验中，环境规制既能够通过弱“波特假说”的技术创新，也能够通过强“波特假说”的生产效率增长，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发展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校正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DMSP/OLS夜间灯光校正数据代替GDP衡量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运用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波特假说"进行经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典型的空间集聚与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抑制地区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刺激技术进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但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创新补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我国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1995-2005

本文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FDI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而对外贸易则恶化了我国环境,发达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向我国转嫁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得到证实。通过对比分析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我国的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正"U"形关系,不符合EKC假说,但是面板数据选择的样本符合EKC假说。以上结论与之前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本文给出了合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南京对外贸易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南京市1990-2007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及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等环境污染指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库兹涅茨曲线运用于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从而得出了典型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不存在,不支持"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并证明了出口使环境恶化,进口使环境改善的"污染避难所"的假说的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制与环境污染

本文就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管制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中国1992-2006年的数据对其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同时其存量增加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但影响程度较小。另外,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但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     

经济发达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影响分析——基于江苏省1998-2007年数据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证明。通过对江苏省1998-2007年十年间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经济发达的江苏已经位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将进一步促进江苏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本文就江苏省对三资企业的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FDI、“资本深化”与工业污染排放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0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测算出中国的环境技术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探讨FDI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FDI、资本禀赋、国有产值比重、环境技术效率等变量对于我国的工业污染排放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环境避难所"假说;FDI流入不仅直接带来大量的"三废"污染排放,而且通过关联效应驱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工业化和"资本深化",间接导致污染排放增加;资本禀赋、国有产值居高不下均强化了污染排放,环境技术效率显著弱化了污染排放。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