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文书看归义军政权的赋役征免——以Дx.2149号文书为主的探讨

敦煌文书中有一些特殊的身份注记,如酒户、烽子、门子、厅子等,他们在上番执役时就免除了应承担的赋役,但他们还有少量的土地,是其下番时生活的来源。     

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形成及其经济形态特征

唐代均田农户经济不是完全自然自发地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唐王朝有目的地加以规划培植的结果,均田制、户籍制、邻保里乡制、租庸调制、徭役制、府兵制等制度,共同对它进行了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强制,带有明显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属性,具有突出的超经济特征.广大均田农户被唐王朝编制操控在一个严密的制度网络中,遭受多重的超经济强制和压迫.对于唐代均田农身份及其生产生活的自由程度与独立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论唐代广州的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财政

以往有不少论著把唐朝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交易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论断值得重新考虑。本文区分帝室财政、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三个层面，结合其它财政制度，从海外进口商品构成、“收市”的财政意义、“进奉”的不同财政内涵、商税制度等方面，详加探讨，认为广州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唐朝财政的关系，最基本或最主要的关系是为帝室财政采购进口珍异，这对于国家财政是一笔不菲的财政支出；无论是国家财政收入或是地方财政收入，从广州海外贸易的受益均微乎其微。广州海外贸易、市舶制度在唐朝财政中的这种地位，除了受当时进口商品构成及帝室奢侈性消费需求的制约，还与在商品经济有待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唐朝君臣利用商品交换手段理财的自觉性不高有关。     

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

海运是晚清漕粮运输的最重要方式 ,在此涵盖经济性质与政治性质的社会活动中 ,西方势力多方插手 ,以期最大限度地捞取好处。文章通过西方势力从对待运漕粮的谋划与实践、阻止与妨碍漕粮海运、漕粮改折与修改商约等几个方面入手 ,分析了西方势力在晚清漕运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认为不应对这种作用评价过高。     

唐后期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襄州经济发展原因浅析

本文以敦煌文献为依据，结合史书记载以及后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唐后期以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襄州经济发展原因，并指出这一时期襄州经济发展得益于其政治稳定、大运河淤塞、交通便捷以及唐后期人口迁移对襄州的影响。     

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距离的量化研究

有唐一代,正常年景、正常粮价水平时,粮食陆路贩运的最远距离一般不超过600里。在这个范围内,粮价差每增加10文,陆运里程随之延长100里左右。特殊情况下,陆路贩运距离可能超出800里。唐代粮食贩运的经营成本直接决定粮食陆路贩运的距离。若两地相距不到500里,购粮成本因其约占总成本的一半以上而起主要作用;超过500里,则因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一半,运输成本取代购粮成本的地位起主要制约作用。若要使粮食陆路贩运距离延长,除提高买卖两地之间粮价差外,最重要的举措应当是改善陆运条件,降低运费,进而降低经营成本。但这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地区往往难于实现。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僧侣的社会生活已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他们既隶属僧籍又挂名俗籍，与世俗家庭依然保持密切的宗法和经济联系，可以相互继承财产和代偿债务。僧人基本脱离了寺院的集体生活，多与妻儿姊侄共居同活，并象普通百姓一样参加传统私社。僧人名姓也多带俗名俗姓。这些变化，是佛教寺院集体经济和僧侣个体私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世纪中国寺院僧侣生活世俗化的具体反映。     

论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上从事商业贸易的既有兼具国际贸易性质的粟特人，也有从周边政权及中亚波斯印度中原等地出使敦煌的商团，为此归义军政权专门设立了宴设司机构接待外来使节，同时归义军时期敦煌还往这些地区派遣很多具有商业贸易性质的使团，进行中转贸易。敦煌出产贫瘠，但是市场上外来商品丰富，西到东罗马，南到印度，东到高丽，都有其商品在敦煌售卖。用于交换的货币有金银钱币、金银器皿和丝织品等，这些东西具有质轻价重，便于携带，利于长途贩运等特点。因此，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具有国际贸易市场的性质。     

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朝奴隶与唐代奴婢的异同

本文通过对睡虎地秦简与唐律的比较研究，说明唐律中有关奴婢的许多律文、亦即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的许多律文，源自于秦律中关于奴隶的规定。这与史书所栽唐律源自于魏晋之律，魏晋之律源自于秦汉之律的记载，完全吻合。另一方面，中古社会与秦朝社会相比，历史条件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身份等级系统与秦朝相比亦不相同，因而两个时期的奴隶、奴婢制度也有着相当的差异。     

论唐代的虚估与实估

虚估和实估是理解唐中后期财政制度的关键问题。传统意见认为实估系市场的实际物价，虚估是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高物价。本文以为虚、实估起源于虚、实钱，以实钱估价物品为实估，以虚钱估价物品为虚估，其中，实估是稳定的，而虚估则是常变化。虚、实估之间的差价实际上就是虚、实钱之间的差价。虚钱和虚估本为民间行为，肃宗朝得以合法化，虚估遂渗入政府的财政收支关系之中，唐后期财政收支上的混乱无序，皆由此而起。     

论唐代市场管理

唐政府不仅拥有市场的设置权和废止权，而且拥有市场的管理权，唐代市场必须设置于州县治所以上的城市中，仍是政治统治的产物，政府设立了多级行政机构具体负丽各级市场管理 ，并遵循若干明确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虽有某些经济管理的科学意义和合理性，但总体上表现出政治权力对市场交易的严密操控，经济规律被行政权力所干扰，不可能真正促进商品贸易的繁荣，并推动商品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