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基层社会动员机制研究

社会动员是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够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特别是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中作用明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尤其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重要作用.基层社会动员存在着动员主体权威下降、利益诱导功能明显减弱、基层碎片化更加明显等问题.建议从注重动员主体的权威性、动员手段的合法性、动员方式的多样性和动员载体的...     

推位让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

基于法治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普遍实践。在众多地方多元共治的实践中,存在多种实现路径,"推位让治"是其中的一种。它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的方式,政府让渡空间和职权,培育和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制度变迁和创新路径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提到"社会治理"。从早期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到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我国社会管理制度不同时期内涵明显不同。适应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深刻把握现实国情,加强社会建设,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着重推进以下几项制度建设,即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大突破。     

基于多元协同的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城市社区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同时也是应对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危机的有效途径。积极寻求社区治理网络关系结构中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最佳利益契合点,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功能优势,以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行动实现城市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参与主体结构不均衡、参与内容单一、参与渠道不畅通、社区服务资源不足、参与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公民参与意识薄弱、社会信任水平不高、政府向基层社会赋权不足、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要通过建立公民社会场域、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区共同体、培育社会组织自我治理能力、发展网格化治理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等路径,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的有效参与。     

多元共治 奏响城乡社区治理“大合唱”

<正>近年来,随着网格化管理的不断推进,宁波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目前网格化管理仍无法完全满足基层社会治理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就要求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变政府部门主导的线性治理模式为多元合作共治的网状治理模式,发动社区居民骨干、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等多方参与,以多元共治奏响城乡社区治理"大合唱"。     

和谐新农村视角下的多元治理

和谐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何通过治道变革和创新,实现乡村和谐治理状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成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机制。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治理视阈下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探讨

公共管理视阈下的治理,作为一种合作共治的社会管理方式,具有权力主体的多元性、身份关系的契约化、互动方式的协商化几个特性。它符合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     

横琴“物业城市”——迈向多元主体融合共治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物业城市”理念起源于城市物业小区的管理实践,提倡以成熟的物业小区管理经验推广和放大到整体城市区域,实现城市治理。本文从中央顶层设计出发,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创新理念,通过深入分析地方城市横琴新区在“物业城市”多元治理主体场景的创新实践,描绘试图用创新打破“城市治理孤岛”的行动路径,通过构建“物业+”城市大脑神经元系统,以实现精准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市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融合共治的良序场景,为城市治理理论创新及模式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人的主体性:伦理与社会治理的契合点

社会治理与伦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二者的契合建立在人的主体性这一基础之上。社会治理的要义是发挥党委政府、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公民个体等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主体性,通过合作协商,实现社会共治。而伦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也要通过人的主体性。因此,人的主体性是社会治理与伦理相契合的基础。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以沅水流域为例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沅水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为分析对象的研究表明，沅水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开始互动融合，但在生态治理目标、生态治理结构和生态治理运行上仍存在困境。要形成多元共治机制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引导机制、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和理顺公众参与机制。     

转型社会中的乡村治理方式变革问题研究——以湖北省宜都市农村网格化管理为例

面对转型社会乡村治理的新挑战,湖北省宜都市启动农村网格化建设试点,形成了"组织网格化、自治规范化、服务网格化,电子村务、电子学务、电子商务、电子服务"的"三化四务"经验,实现了乡村治理模式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的转变,乡村治理力量从"能人治村"到"多元共治"的转变,乡村治理理念从"管控"到"服务"的转变。     

个体再嵌入: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为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需要由单一国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向政府、组织、公民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实现,必须从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着手。本文从社会治理视角下个体作为主体的重要性、中国个体化的历程方面,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社会复合主体”与地方治理：关系、路径与边界

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层的背景下,杭州创新出协调多元利益的＂社会复合主体＂。该主体融合了市场、政府的功能,供给社会所需的准公共产品,并发挥了独特作用。针对＂社会复合主体＂存在的稳定性、独立性及定位等问题,需要对社会复合主体承接和替代政府公共职能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边界进行探索,寻求一种适合我国现阶段政府内生性改革并使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协调发展而平衡的地方治理模式。     

“合作共治”——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政社分设、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演进发展阶段.新形势下,“乡政村治”面临着二元权力不能有效衔接、利益主体不能合理平衡和多重关系不能科学协调等现实难题,使乡村治理陷入了一定的治理困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共治”态势,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对接和融合,是走出“乡政村治”面临困境的一个优化模式.     

混合型社会组织在和谐杭州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发展研究

杭州市组建的一批多元组织混合、多种功能融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是一种制度创新。对形成杭州的社会合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经济和城市建设；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实现社会公共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混合型社会组织尚存在组织性质不明、权责划分困难、协调机制和资金运作机制有待健全、政府和社会对该类组织监管和规范不足等问题需要从组织内部机制创新、运作模式创新以及外部政府改革深化和法治健全等方面来共同推进该类组织的健康发展。     

试论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正确认识我国民间组织及其功能和作用,引导和规范我国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公共治理视角下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以淄博市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资源来帮助政府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因此,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公共治理主体的功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对实现我国＂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对策——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市为个案，对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随着长沙市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在扶弱助残、关爱儿童、社区治理等社会服务领域的作用日益显著，尤其是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通过整合社会优势资源，积极发挥自身主体性作用，长沙市社会组织已然成为长沙市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力量。长沙市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了基层党建模式，激发了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满足了市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当然，部分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存在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政治嵌入困境、社会组织之间联动合作不够强的结构嵌入困境、未能真正融入服务对象的关系嵌入困境、与受众认同观念存在差异性和服务理念不足的文化嵌入困境。要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做到以下“四个注重”:一是注重健全社会组织参与制度，二是注重强化政府支持力度，三是注重加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四是注重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长三角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机制研究

本研究需要聚焦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治理中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的关系,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需要改变传统的以自上而下管控为特点的"治理"理念,摒弃单一的行政管控手段,转变为一种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理念。当代上海自贸区的社会组织治理应包含双重视角:第一,上海自贸区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过程;第二,上海自贸区社会组织自身从草根化到专业化的自我规范化治理与组织创新过程。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立足社区发展与社区建设,植根市场经济土壤,自觉接受政府监管与大众监督,合法透明,通过政策引领、组织创新、网络互动、民主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