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的国际方案比较

为在全球层面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分别从单边、双边及多边层面出台了不同国际税制改革方案,推动了国际税收规则的演化和新的国际税收征管机制的形成。在全球税制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应结合本国国情和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积极参与OECD主导的“双支柱”改革方案的谈判,反对单边措施的出台,在必要情况下利用双边税收协定辅助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并及时完善国内数字经济相关税收法律制度。     

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发展——对OECD“统一方法”的解读与研究

自201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制定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共识性解决方案的工作计划》以来,以市场辖区新税权的重新划分为中心的支柱一不断取得新进展。2019年10月,OECD秘书处发布了关于支柱一的"统一方法",其核心内容之一是通过利润分配三层机制设计将新税权的划分具体化。本文简要梳理了OECD发布这一最新应对方案之动因、主要内容和具体机制,并提出其对数字经济税制建设的几点启示:第一,"统一方法"将引发国际税收规则的重塑,会产生三个层次的规则协调。第二,"统一方法"的三层利润分配机制,并非是针对企业所得税规则中数字活动的一般性改革,而是针对数字活动收入的一种临时性方案。第三,"统一方法"暗含提高税收确定性的重要意义。第四,国际税收规则发展从表面上看是税收管辖权的重新划分,实则体现国际税收治理的大国博弈。     

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税收征管的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经济发展与信息技术的联系也愈发紧密,经济发展数字化变革趋势明显。基于传统工业经济运行模式的现有税收征管体系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为了更好地因应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税务机关应从健全税收管辖权判定规则、建立数字化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入手,深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税收征管流程,提升税收征管质效,推动税收征管向数字化、智能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数字时代的税收治理:关联性、现实挑战与应对方案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产能与效率的不断提升,信息技术为税收治理提供了新工具、新手段,成为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传统税收治理模式带来了冲击与挑战。数字时代,国际税收规则和税收征管标准面临调整,税务机关税源监控与税务稽查难度加大。优化税收征管的顶层设计、提升稽查信息化水平、确保涉税信息的数据安全、积极参与“双支柱”方案的规则制定,并对数字服务税做好政策储备是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遵从：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催生出各种新兴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使涉税事项具有交易隐秘性、业务模糊性、高度流动性及数据依赖性,进而对税收遵从产生一定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遵从仍在价值追求、制度框架、技术运用和国际协作四个层面面临诸多挑战。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税收遵从成本有效降低,纳税服务质量持续优化,税收管理效率逐步提升,税收遵从形态不断丰富,为我国税收遵从带来了新机遇。本文在梳理挑战与机遇的基础上,从明确税收遵从的价值追求、完善税收遵从的制度框架、优化税收遵从的技术运用和加强税收遵从的协同合作四个方面提出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税收遵从的优化路径。     

数字服务税对企业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是近年来税务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数字服务税对数字企业的影响,对于我国借鉴国际改革经验,建设数字税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依次考察数字服务税对跨国数字企业定价策略、薪酬战略、盈利能力,以及相应地数字企业上调服务价格对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交易成本、竞争力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服务税具有较强的扭曲性,在降低数字企业利润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企业的实际负担。有鉴于此,我国对开征数字服务税应持谨慎态度,在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的同时,应加紧研究符合我国实际的数字税制,促进数字经济和税收的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国际税收征管问题的思考

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国际税收征管带来诸多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体现在所得性质难以判定、常设机构的认定和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划分上。本文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税收征管现状出发,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国际税收征管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征收"数字税",修订常设机构规则或条款,确定所得利润归属原则。     

数字经济公平征税的若干问题探析

以数字经济为主体的全新经济发展形态,必将主导形成全新特征的下一代经济全球化。现行国际税收规则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缺失更广泛的公平性,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税收治理矛盾,由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无序博弈演变成全球经济贸易争端的风险日益增大。世界亟须制定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税收新规则,公平透明的数字经济税收规则制定主导权决定下一代经济全球化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为此,作为全球经济总量及数字经济规模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秉持多边主义,通过全球多边协商形成共识,构建公平、中立、透明、稳定的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国际税收规则,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五年,在数字经济税收规则建立中扮演主导者而不是跟随者的身份,牢牢把握下一代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     

基于OECD双支柱框架的我国数字经济税收挑战与应对

经济数字化改变了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国际税收征管规则,也对中国税收制度提出了迫切的完善要求.数字经济给税收制度管辖权确定、税基确定和扣缴方式等方面带来挑战.许多国家已经采取单边措施对数字经济征税,对原有国际税收秩序造成冲击.经合组织发布"双支柱"框架,对税收要素进行多方面创新,力求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税制改革提供相对一致的制度参考,以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难题,维护国际税收秩序.在国内外数字企业正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中国可以参考双支柱框架,提升现有制度适应性,建立数字经济税收制度,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     

应对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收法律秩序的挑战

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发展对国际税收法律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和全方位的冲击,税法学界、各国财税主管当局和有关国际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认识和应对数字经济挑战问题的工作。解决数字经济国际税收问题的方案,不能苛求在同等程度上满足《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中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要求,而应针对数字经济的性质特点,注重数字经济税基国际分配的大体均衡和实际可执行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税务稽查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使全新的数字化元素逐步融入了税务稽查当中。税务稽查作为保障国家税收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整顿规范税收秩序、促进纳税人税法遵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数据形成的蓝海,现行税务稽查工作面临着稽查信息采集挖掘难度加大、传统稽查模式难以应对、复合型稽查人才短缺、稽查信息化工具滞后等挑战。新形势下的税务稽查工作应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创新理念为驱动,统筹推进稽查信息、智能化平台、人才队伍、信息化工具等建设,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应对措施。     

数字经济下税收与税源背离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及矫正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通过分析2011—2019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与对应税收可以发现,我国区域税收与税源背离仍然存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与税源的背离通过侵蚀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和税收管辖权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基于此,应矫正税收与税源背离,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数字经济下我国税制改革研究——来自新加坡的启示

随着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比重增加,与其紧密相关的数字经济税收制度逐渐开始建立。然而,与数字经济税收改革先行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税收立法缺漏、征管方式滞后以及跨境数字征税规则失衡的困境,亟需推进数字经济下的税制改革。新加坡作为我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在数字经济税制改革中的经验做法,对我国数字税收制度完善具有参考意义。文章系统介绍了新加坡商品及服务税的改革措施,提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税收立法、税收征管和国际协同的建议,以更好地维持我国税收制度体系稳定并维护税收利益。     

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税收政策比较及我国的应对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其已成为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但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虚拟性、跨界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导致对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难度上升。为此各国纷纷开始探索适应性的税收政策,以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新形势下的税收挑战。数字经济给我国现有税收制度和征税征管带来了冲击,具体表现为：纳税主体不易界定,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有限,现行税收征收管理系统在纳税人服务、智能监管等方面的信息化应用亟待提高等。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加强数字治税信息化支撑、优化纳税措施,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进而推动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的区际税收挑战:成因与应对路径

数字经济对税收秩序的挑战不仅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一国之内的区际税收秩序同样会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作为用户所在地的中西部省市面临着税基侵蚀的风险,税收天平逐渐向东部地区倾斜,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也随之扩大.为了实现公平的税收分配和财力配置的目标,依据来源地原则,各个用户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应当有权针对来源于其辖区范围内的收入公平行使征税权,同时针对其他地区创造的价值不应肆意征税.面对数字经济导致的利润征税地与价值创造地的错配以及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的问题,均衡性转移支付成为应对区际税收挑战的有效工具.鉴于数字经济导致用户所在地的税源流失,衡量这一财力损失并将其作为均衡性转移支付中的考虑因素,可以实现地区间财力均衡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