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带来“去制造业”吗——基于微观数据和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2003-2008年1273家进行OFDI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OFDI给母公司带来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出口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OFDI快速发展时期尚未出现总量"去制造业",总体上表现出通过商贸服务型OFDI加强出口,带动国内生产、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投资模式。基于投资动机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去制造业",当地生产型OFDI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对出口、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投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FDI对母公司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O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问题研究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开始快速对外进行直接投资(OFDI)。 随着此类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学者认为 OFDI 对出口贸易存在替代或互补效应,另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 文章选取 2008-2020 年中国对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从联合国 UN comtrade 双边贸易数据中筛选出口贸易额数据,OFDI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借鉴引力模型,分别对中国 OFDI 对其出口总值的影响、中国 OFDI 对其与不同国家出口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产生创造效应。     

投资经验是否影响了中国异质性企业的OFDI模式选择

本文研究了中国异质性企业在特定目的国①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与其后续OFDI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使用2003—2011年中国企业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经验越丰富,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对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中国OFDI企业越倾向于跨境并购;从企业异质性影响看,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该企业在目的国投资经验对其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大;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制度、风险环境之间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差异性地作用于该企业后期OFDI模式选择;当然,中国OFDI企业在同一国前期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相似国家,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2006—2015年中国对54个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得出"OFDI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效应有限"的结论。为了发挥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提出加强国家间合作,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双向FDI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双向FDI贸易效应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方法对1982~2012年中国双向FDI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IFDI的长期出口弹性和IFDI滞后2期的短期出口弹性均为正,且长期弹性小于短期弹性;OFDI的长期出口弹性和OFDI滞后2期的短期出口弹性均为正,且长期弹性大于短期弹性;IFDI与OFDI的长期进口弹性均为负。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IFDI的长期出口促进效应存在下降趋势,IFDI的现有类型和质量对经济持续发展存在局限性;OFDI的长期出口促进效应存在上升可能,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开展OFDI有助于固链和强链吗?

本文从双边价值链关联角度,探讨中国开展OFDI可能具有的"固链"和"强链"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与39个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开展OFDI的价值链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开展OFDI显著提高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价值链总体关联程度并表现"固链"作用,且对价值链前向关联程度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后向关联,进而呈现一定的"强链"功能.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欧洲地区和高收入国家的作用效果好于非欧洲地区和中等收入国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是否促进了绿色发展——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双重视角,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绿色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从制度环境视角看,政府参与度和资源配置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环境规制条件下呈现“单一门槛”特征。政府资源配置能力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规律,OFDI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环境规制跨过特定门槛值后变得显著。从吸收能力视角看,人力资本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产业集聚呈现出“单一门槛”特征,金融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只有当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跨过特定门槛值后,OFDI才能显著推动绿色发展;产业集聚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     

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微观企业为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成的全新数据集,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能力、融资约束程度、出口强度、员工福利水平以及所有制类型等因素外,母国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首先,中国OFDI对母国制度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母国制度环境是促进中国OFDI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国内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影响地区间OFDI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OFDI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分析

基于2003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本文将沿线国家按中国OFDI的投资目的分为资源型、市场型和创新型;按发展程度分为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探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创新目的类型的OFDI...     

我国跨国公司OFDI的市场效应——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析

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企业的不同所有制特征,研究跨国公司OFDI的市场效应。结果表明:国际市场上,跨国公司OFDI数量对本土企业出口具有积极作用,而跨国公司OFDI广度对出口具有消极作用,投资国越多、越分散,会替代企业出口;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OFDI的市场效应因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异,OFDI数量增加会减少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国内销售,增加私营企业的国内销售,OFDI广度增加会增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国内销售,对集体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G20国家的经验研究

中国农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谷底,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所作的测算显示,相对于G20国家而言,中国农业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地位并不高,且与最高国家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对G20国家农业OFDI数据所作的面板回归表明,农业OFDI存在溢出效应,能够提升母国农业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且其提升需要"学习过程"。此外,农业FDI对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据此,研究认为,中国为了实现全球农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应该进一步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条件;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为农业发展提供支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金融服务发展程度。